在我们的心目中，日本拥有比较完备的预防学术腐败行为制度，如2006年，日本文部科学省设置了“不良研究行为特别委员会”，并以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应对研究活动中不正当行为的处理准则》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日本学者的严谨性更是我们的榜样。但这次爆出的日本东京大学曝学术造假“大案”，有的人为国人屡见不鲜的造假行为舒了一口气，呵呵，普天之下，莫不如此。

仔细比较，其实东大的这次造假案，相比中国的学术造假，可能还算不上太轰动的事件，实事求是地讲，加藤教授还算得上有担当的学者。因此，以这次事件为镜子，照照自己，反思学术文化与研究体制的问题，为抑制学术不端行为创造制度性保障，同时，也要重视和培育学者的良心。

为了获取科研经费，利益共同体已是公开的秘密，为了共同的利益，容忍和掩盖不良学术行为成为学界的潜规则，即使发生问题，也是无原则地力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绝大多数丑闻都是因为“匿名告发”， 论文发表和成果验收的审查过程作用失效，审查机制成了“空架子”，令人感叹。

学术研究以论文数量论高低已经成为学术机构的普遍现象，论文数量、刊物知名度、引用率成为研究人员绩效的关键指标，甚至成为赢者通吃的“敲门砖”，只要能发文章，修饰数据、假造材料时有发生，而且不会感到羞耻，而常以逼良为娼自嘲或自解；把所有的问题统统推给“机制”和“体制”，为自己所谓的“被造假”开脱，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