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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杨玉圣同志和胡玉坤同志辛勤的劳动,使我们有了一部开放改革头十年研究美国的论文和译文的总目录。这是一件十分吃力的工作。然而又是一件十分有用的工作,对于发展中国的美国学是大有裨益的。
1979年到198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是从1978年12月下旬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的。几天以后,也就是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在相互隔绝30年之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2月,邓小平同志率领第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美国,打开了中国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中国从此告别了过去的闭关锁国的局面而走上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道。
美国是当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它的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高居世界首位,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管这种作用是好是坏,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忽视的,不管它同美国为友还是为敌。中国人民在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以后,迫切需要了解美国,是十分自然的。十年以来,全国各界研究美国的兴趣可以说是与日俱增。根据1989年的统计,中国大约已有70个专门从事研究美国的机构(研究所、研究中心、学系、专业小组等),有成千名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专家、教授。1989年中美建交十周年之际,全国性的中华美国学会的成立就标志着这一盛况。但是,我还想像不到全国报刊发表的研究美国的论文、译文及资料已经如杨玉圣同志等所搜罗到的那样,达到了近15000条、60万字之多。如果按常理推测,“沧海遗珠,在所难免”,那么这个数字还应该更多一点,再加上这几年出的大部头的有关研究美国的专著和译著,那就很可能已经有几千万字,也可算是泱泱大观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拜读过一些这十年来发表的研究美国的文章,虽然只占总量的极少部分,但是已经得到了两个印象。一个是,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兴趣真是强烈。几乎对美国的一切,从宪法到政治,从科学到艺术,从文化到生活,都想知道。这就表现为著译数量之多与论述之广上。第二个感觉是,真正够水平的学术著作还太少,而且没有能脱出十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界与一般学术界的通病,即所谓“低水平重复”。看了大量的文字,如果过滤掉水分,也许就“十不存一”了。这当然不能认为是好现象。然而,就中国这样一个有11亿人的大国来说,在了解的初期发生这样的现象,毋宁说是十分自然的。我只希望,这种现象比较快地过去,浮光掠影的传闻能被切实深入的研究所代替,系统全面的知识能改变支离破碎的印象。学术的规律本来有“数量出质量”这一条(当然并不是绝对的)。广泛的兴趣、大量的材料,必然要引起人们的比较、鉴别与深思。可以预卜,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今后将会逐步地出现。至少,我这样中心祷祝。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了解,历来可分为群众的与专家的两个层次。任何一个中国人,见到了一个美国人,看过一部美国电影,逛过一次美国,自然都会对美国有一些了解,哪怕是肤浅的、粗陋的,但是比之与从来没有听说过与见识过就已经大不相同了。这十年来,中美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以集合级数的速率增长。因此,就群众的层次来讲,对美国的了解也可以说是以几何级数的速率在普及。但是,更重要的是专家层次的了解。从两个国家之间交往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在外交上处理好中美关系,在经济上同美国发展贸易往来与科技交流,要在学术文化上互相借鉴学习,取长补短,这就不能不有一批专家学者来对美国进行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全面的而不是偏颇的、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研究。就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能不承认对美国的了解还只是起步。我猜想《综目》所搜集的论文,多数还达不到我们理想的水平,但是它确实指示着这样一个方向、这样一个未来。十年不能算是一个长时间,但仅以著述之繁、作家之多来说,就足以预示为了的丰收了。
对于专门动手美国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这个《综目》是有极大的用处的。他不但可以从中“按图索骥”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还可以从中看到中国人民的兴趣在哪里,迄今为止的认识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从这方面来说,是他从美国同类资料中不可能得到的。
中国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又说“君子以文会友”。我想这部《综目》至少可以起到促进中国学者彼此互通声气、协力前进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编辑者的功德也就已经大大值得称道了。
1990年5月
[《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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