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业与学界同仁应该更积极地在开放获取浪潮中寻找机遇，将中国优势与开放创新结合。这不但有助于解决目前国内学术出版的诸多问题，也可以适时提升中国图书在世界的地位，并促进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化。

 

近20年，英文学术专著的市场发行量下滑了90%。目前，平均每本学术专著图书的印刷数低于200本；在人文社会科学及一些小众学科，专著图书的发行量更是惨不忍睹。学术专著出版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印数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图书馆购买力越来越弱，读者范围越来越小，学术影响越来越低。相比之下，期刊文章日益取代学术专著，正在成为学术交流的主渠道；专著出版，无论对作者、读者、还是出版商而言，正在成为一块鸡肋。

 

自开放获取 (open access)运动兴起以来——尤其是欧美国家相继立法，规定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如果发表期刊专著等出版物，其内容必须对公众免费开放——学术图书领域的开放获取创新日渐增加。这些新模式试图通过开放获取来打破目前专著出版的恶性循环，从而激活学术图书出版。本文以最近在英国兴起的一个开放获取图书平台KnowledgeUnlatched（解锁知识，以下简称“KU”）为例，分析学术专著领域开放获取的发展动向，以及如何打造学术图书可持续的开放模式。

 

开放获取专著出版的问题

 

当前学术出版体系中，开放获取模式的专著出版主要通过金色开放获取和机构资助来实现。就商业模式而言，二者都存在不足。金色开放获取目前是出版商普遍采用的模式，它将读者付费转换为作者付费，从而实现内容的开放获取。相应地，出版商也从服务于读者转换为服务于作者，为作者提供同行评议、编辑加工、宣传推广和成果认证。就现阶段实践而言，多数金色开放获取的专著出版模式发展缓慢，影响与规模有限。首要问题是出版费用昂贵，而且多数情况下需要学者拿科研经费乃至自掏腰包来解决。学术界对此很难接受。有人抱怨：没有开放获取，专著价格太高，学者们买不起书、看不起书；有了金色开放获取，出版费太高，学者们出不起书。二者同样不利于学术出版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大学出版社，凭借机构资助开展开放获取专著出版，比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等。他们提供了不同于金色开放获取的另一主要模式。它解决了作者的经济负担问题。但是，并不是每个大学都有实力资助自己的出版社开展开放获取专著出版。而且，由机构资助的开放获取专著出版往往具有排他性——多数只出版本院校科研人员的专著。如此，这一模式的应用范围存在局限。另外，机构资助的开放获取普遍缺乏盈利能力，这样，资助的规模直接决定了开放获取出版的规模。

 

从运营实践看，目前开放获取专著的“开放”优势并没有显现。开放获取专著平台普遍规模较小，可见度低，读者发现很难发现这些免费学术资源。开放获取专著的推广也照传统学术出版有很大差距。另外，无论金色开放获取，还是机构资助的开放获取专著，都有潜在的质量风险，学界对此依然颇有顾虑。当出版商的利益与作者的开放获取费，而不是读者的订阅收入挂钩，其控制质量的意愿是否会被削弱？如果机构资助的开放获取平台仅出版本机构作者的专著，其出版的独立性是否受到影响？所有这些，是否会导致开放获取的学术专著整体品质下滑？在人文社科领域，专著是学者奠定学术地位的核心成果，他们对于开放获取专著的认可程度普遍不高。这种新的出版形式，在很多学者眼里，显得不正规，没有分量。这些，也影响着开放获取专著的推广。

 

KU 的创新模式

 

Knowledge Unlatched 是英国资深学术出版人FrancisPinter于2012年创建的一个非盈利性的开放获取机构。Pinter之前曾创立BloomsburyAcademic，其开放获取模式已经具有KU的雏形。通过这一创新模式，以出版《哈利·波特》系列而闻名的大众出版商Bloomsbury成功进入学术出版领域。也许是因为创始人的传统学术出版背景，KU的模式创新并没有打破传统出版体系和思维方式。

 

简单说，KU 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图书馆的采购联盟（a global libraryconsortium），集体分摊出版商出版学术专著的单本成本费（titlefee），从而实现学术专著内容的开放获取。运营过程由出版商提供书单开始，图书馆联盟集体挑选专著图书，并将入选书单反馈给出版商，KU核定并支付给出版商的成本费，出版商出版专著图书，并提供HTML格式或PDF格式的数字版本供全球读者免费阅读。与传统学术专著出版一样，KU同样立足于图书馆机构市场。不同的是，KU将个体图书馆向出版商购书的零售模式转变为图书馆联盟的集体采购模式；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开放获取创新。

 

这一模式理论上讲是多方共赢的。KU首先为全球读者提供了免费的高质量学术专著——目前这一项目已出版的学术图书可以在OAPEN上免费阅读。图书馆通过联盟来分摊支付给出版商的开放获取费，可以降低个体图书馆支持开放获取的成本；集体采购和第三方成本核算，也使专著出版商的定价体系更加透明合理。而且，参与联盟的图书馆还能以独享的折扣价格购买印刷版的专著。对出版商而言，其专著出版的初始成本得以补偿，其出版业务可以持续发展，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市场风险。虽然专著内容在网络上开放获取，出版商依然可以继续通过精加工的电子书、纸本销售和数据库产品等模式获利。对于作者来讲，专著依然由声誉良好的传统出版商出版，其专业性和权威性得以保持，而开放获取又极大扩展了读者群，提升了专著的影响力；而且，作者无需为出版费用担忧。

 

在实践操作中，KU模式还是面临诸多挑战。规模将决定这一模式的成败。首先是参与图书馆的规模，决定了这个项目的整体购买力以及每个图书馆分摊的财务份额；同样，出版商的规模、品种数量和图书质量也很重要，这决定了KU项目对图书馆和读者的吸引力。目前KU已经获得多家知名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其首轮签约预计引入200家大学图书馆；目前已有13家出版商加盟，多数为著名大学出版社。但是，要达到理想的成本分摊模式，至少要有1000家图书馆加盟；相应的，全球顶级学术出版品牌的内容支持也必不可少。这都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KU是立足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开放获取平台，这既是机遇，也是风险所在。机遇在于，相对于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科领域在学术交流方面更加看重专著出版；近些年来，在人文社科领域，传统学术出版深陷危机，难以为继，学者对此非常不满，普遍期待出版模式的创新，尤其是开放获取。但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经费与自然科学相差甚远，也包括图书馆的采购预算。纵观成功的学术出版创新平台，比如PloS，PeerJ，都崛起于经费充足、需求强劲的学科领域——尤其是生物医药和生命科学，几乎成为开放获取出版创新的试验田。那么KU能否反其道而行，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试水成功？

 

微创新、改良还是颠覆

 

KU为学术专著的开放获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它既不同于传统的金色开放获取和机构赞助，也不同于那些激进的创新模式。应该说，KU是一种微创新，或者说，是基于传统出版思维的改良模式。KU的创新在于它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思考整个学术出版的产业链条和经济效率。它聚焦于两个核心：一个是专著出版的根本产品——即内容；另一个是专著出版的最终资金来源——即图书馆经费。KU模式提供了二者的直接对话，即由全球图书馆来共同分担使内容全球免费的费用，从而去除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降低成本、提升专著出版的整体经济效率与可持续性。这实质上是在开放获取——也就是公众利益，和出版商的商业利益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并在这个平衡基础上建立共赢。相比完全摒弃商业出版的激进模式，或者把出版成本简单地由读者转嫁给作者的金色开放获取，KU的创新视野更开阔，同时对多方利益的考量也更充分。

 

KU是一个以发行为导向的模式。它由图书馆联盟负责挑选图书，从而保证了开放获取专著的品质和学术价值。与金色开放获取和机构赞助出版不同，KU模式保持了读者市场对出版决策的影响力，从而保证了学术出版以读者为核心，而不是为作者服务的基本原则。在KU模式中，出版商依然要努力获取机构市场和最终读者的认可；而不是收了作者的开放获取费，或者机构赞助费，就万事大吉。同样道理，KU模式维系了传统出版的运营方式，无论是独立的同行评议，出版商的质量把控，还是知名学术出版机构的品牌效应，都有助于去除学术圈对开放获取质量的担忧，从而奠定开放获取专著的学术地位。

 

虽然KU模式基于传统学术出版体系，它对出版商的颠覆力却不容小觑。一旦做大，KU模式将边缘化出版商在整个产业链的角色——出版商不再是链接各方的核心纽带，只是提供出版服务和质量控制的内容加工商。图书馆联盟将成为产业链的核心。相应地，出版商不再是利益通吃的庄家，只是收取服务费的一个环节，其来自内容贩售的利润将被大大压缩。学术期刊领域开放获取的发展已经展现了类似的、对出版商的颠覆性冲击；可以说，KU模式将这种势头延伸到了学术图书领域。这也许将是学术出版的大势所趋——即通过对内容的开放获取，迫使出版商改变高价贩售内容的模式，去除出版商不合理的利润，从而提升学术出版的整体经济效率。

 

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版商需要在Freemium模式上进行更多创新。KU的创始人Pinter经常使用冰激凌圣代的例子来阐释未来出版商的生存之道——内容好比冰激凌，可以成桶地廉价买到；但是浇上果酱糖浆，点缀上坚果奶油巧克力，并辅之以精美的造型，就可以卖个好价钱；如果再配上环境优雅的咖啡屋，就更能提升价值和利润。换言之，原始内容免费，通过内容的深加工和信息产品来赚钱，最终建立基于专业社群和服务体系的盈利模式，才是学术出版商的未来。如果出版商不能地适应开放思路，并创建新的附加价值，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开放获取可能拯救学术专著出版，却拯救不了学术出版商。

 

中国的开放机遇

 

开放获取正在重塑学术专著出版。从全球产业格局来讲，由西方出版巨头主导的结构正在改变，图书馆乃至大学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使学术出版更加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是商业利益。从全球学术传播动向看，基于开放获取的国际自由知识交流日益成为趋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学术出版机构市场之一，中国作者是全球学术出版的第二大内容来源，中国学术出版产业也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开放浪潮为中国图书馆、学者和出版机构提供了全新机遇，世界也期待中国能够在开放获取运动中有所作为。

 

但是总体而言，我们对于国际开放获取发展关注不够，对开放获取领域的国际合作还不积极。我们的学术专著体系——无论是图书馆采购，作者出版行为，还是出版社经营思路——依然局限在传统框架中。这导致我们在经费方面投入巨大，馆藏规模、学术影响和产业发展状况却并不尽如人意。中国绝大多数一流科研成果由国外出版商出版并掌握版权，国内学者要阅读，必须通过图书馆花钱再买回来——这一局面尤其令人尴尬。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在开放获取浪潮中寻找机遇，将中国优势与开放创新结合。这不但有助于解决目前国内学术出版的诸多问题，也可以适时提升中国图书在世界的地位，并促进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化。

 

本文刊于《出版广角》2013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