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有影响因子在不同学科间比较的现象

　　陶文认为：“实际上是作者自己树立了一个假想敌。事实上，不存在不同学科的刊物影响因子一较高下的情况，影响因子只能在同一学科中进行比较。”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于直观、显示度高、便于量化，有关部门或单位在博士生毕业、职称晋升、学科评估、考核等方面都规定了一定的影响因子量化指标已是不争事实，不同学科的刊物影响因子一较高下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博士生毕业、评职称、找工作，都是把一个人发表论文所在的杂志影响因子全加在一起，要求和大于某个阈值，这其中大部分是“一锅煮”，哪里会考虑影响因子的学科差异？即使有考虑到的，往往也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对热门学科要求影响因子之和为3，而冷门学科之和为2，问题是对于文章的真正学术水准和发表难易程度，不同学科是从思维到方法上完全不同的领域，所关心和探讨的问题也有本质的区别，实在无法相比较，怎能如此简单量化？

　　追逐影响因子已成风潮

　　“影响因子的不恰当使用对刊物也非常有破坏性，给知名期刊带来沉重的投稿压力——滥投。”陶文认为，此说是把板子打错了地方，并举位于金字塔之顶峰的《中国社会科学》为例。此孤证并不能从逻辑上说明问题，我想如《求是》杂志大概也是从来不必关注所谓的影响因子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科学》、《自然》也基本上是可以不考虑影响因子的。而对于其他绝大部分期刊而言，影响因子可是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多国均将影响因子与学术绩效评估、科研经费资助直接挂钩。例如，德国一些大学确定部门研究基金数额时，将期刊影响因子纳入一个公式进行计算，芬兰政府资助大学附属医院科研基金时，对研究者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进行评估，发表一篇期刊影响因子为3的论文比一篇期刊影响因子为2的论文多得7000美元研究基金。在我国，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职称评定等方面明确要求参评人员“要在影响因子高于××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若干篇”，这样一来，广大科研人员纷纷把自己的论文投向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其导向如何，不言而喻。

　　影响因子不可滥用

　　第一，国内影响因子概念有误，鱼龙混杂。

　　一般以为影响因子数值是统一发布、独一无二的，这其中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严格来讲，影响因子应该是ISI（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发布的JCR（《期刊引证报告》），但实际除此之外，为争取话语权，在国内还有多家机构发布影响因子，如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影响因子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等。

　　影响因子反映的是一种期刊在数据库来源期刊范围内的影响，不同的数据库有不同的来源期刊，且来源期刊的数量也有很大的差别。由于被收录的数据库不同，同一期刊影响因子值会有很大差别。但出于利益考量，期刊或作者总是提供对自己有利的最高值，而不是所有的相关管理部门都了解或具备对影响因子进行鉴定、区分的能力，由此往往导致用不同数据库所提供的影响因子来进行比较，此种乱象，可想而知。

　　第二，影响因子已成产业，网络时代的信息霸权需警惕。

　　影响因子原是美国ISI发布的JCR中的一项数据，现在的拥有者是美国知名的汤森路透集团，既然为商业公司所有，其早已不是单纯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通过市场化运作和营销策划，影响因子已经成了一门“生意”，目的是利润最大化。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学术界受所谓“同国际接轨”意识的驱使，学术标准外移，逐步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把评价学术成果的尺子拱手让人，使“美国SCI科学引文索引决定中国教师职称”。陶文观点认为，核心期刊、影响因子、引文评价本身并没有问题，而是其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而如何将偏差最小化，就需要相关的期刊评价部门采取一系列约束措施，这个“相关的期刊评价部门”不知该为何部门，要求汤森路透集团吗？若如此，无疑是与虎谋皮。

　　目前，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科技与学术论文以英文形式大量发表在国际刊物上，同时论文的版权全部无条件地转让给了国际出版公司。不仅如此，许多中文期刊为了扩大影响力，争取进入SCI，而将其改为英文出版，并无偿或低价转让版权给国际出版公司经营，而我国大多数学术期刊却陷入国际影响力低、市场竞争力弱的困境。可以说，影响因子已经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科研环境，学术信息的完整保存和所有受到严重挑战。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有言：“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达到的征服目的。”因此，我们要防范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殖民倾向，警惕网络时代的信息霸权与文化殖民主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同仁来说，我们需要具有忧患意识和积极应对，在从经济的“硬实力”建设转向文化的“软实力”建设的过程中，夯实自己的“软”疆界，不以“西方标准”要求自己，而是在文化间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充分展示自己的独特性，维护自有的话语权，保持国家文化自决。

　　（作者单位：江西理工大学期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