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与进路——“三大核心”研制者观点述评（上）
自从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总览》）于1992年问世以来，学术界、学术期刊界围绕核心期刊的争议就没有平息过，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要览》）和南京大学社科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以下简称CSSCI）在数年间的相继问世，相关讨论更形热烈。其中，出自各学科学者和期刊编辑的批评性评论尤其引人注目，无论是对《总览》《要览》，还是对“CSSCI来源期刊”，批评的矛头都主要指向其在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中的负面影响，因为在这样的评价中，《总览》《要览》和CSSCI所起的实际作用相差无几，都是凭借其期刊排行榜的简单、实用而成为“以刊评文”这种被简化了的学术评价的基础的。故而学术界、期刊界和管理部门对这三者就有了“三大核心”这样的通称，而不大在意《总览》《要览》与CSSCI之间的差别。本文所要评论的正是这样的现象，所以沿用这样似乎已约定俗成的通称。
从“三大核心”研制者身份即可知其产品不过是文献情报学研究的成果，何以能越出其学科边界而在整个学术界引起如此巨大反响？这就不能不说到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介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对学术研究的投入逐年增多，来自国家财政的拨款成为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在理论上，这样的资源应该通过最合理的方式分配给最有能力的科研机构或研究者个人，方能发挥最大的效益；在实践中，资源首先以工程或项目的形式进行切割，然后通过类似竞标的程序评选出最合适的中标者。掌控和操作这一过程的当然是行政权力部门。行政权力部门的立项和分配以及后续的管理都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行政权力部门并不懂科研业务，这个标准只能通过专业人员来制订并执行，这个制订标准和执行的过程遂成为代表权力意志的学术评价。本文所讨论的即是此类评价，而不是学者之间的学术批评或一般意义上的用户对产品的评论。
学术评价并非中国所特有，只要有ZF或机构的投入，评价就必不可少。在国际学术界，同行评议被公认为最权威的学术评价方式；但是，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不断恶化的学术生态环境下，同行评议早已不具公信力，而服务于ZF资源配置的评价却不可缺少，这就使号称定量评价的核心期刊和CSSCI适时补位，其研制者也被视为或自认为专业评价机构。近二十年来，评价机构的量化评价在ZF主导的各种评价中已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视为学术研究的“指挥棒”。
尽管遭到各方猛烈抨击，评价机构的期刊排行榜仍然每隔两三年就会高调发布，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却很少有相应的回应，因此，在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即学者、期刊人与评价机构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不过，笔者注意到，2011年底，《澳门理工学报》开设了“总编视角”这一专栏，在此后的4年时间里，来自“三大核心”的主编或负责人皆曾在“总编视角”撰写长篇专文，阐述其产品的原理和作用。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其观点及其产品的最新也是最全面的文本。本文意在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分析“三大核心”的意义与局限，明确其应有的定位和可能的作用，并就“三大核心”发展进路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一、核心期刊、CSSCI的基本原理与适用范围
作为评价机构的负责人，“三大核心”的主编或负责人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讨论评价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关键在于当他们试图将其产品越界推向整个学术界时，能否在共同的话语基础上与作为评价对象的各学科学者及学术期刊人形成对话并获得后者的认同。然而，难以平息的批评之声足以说明两点：其一，这样的越界已是事实；其二，这样的认同并不存在。从对“三大核心”的批评来看，首先遭遇的质疑是其产品是否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其次是其产品能否合理和公正地评价学术和评价学术期刊，最后是“三大核心”的研制者是否具备对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进行权威评价的主体身份。本文所要分析的几个文本对此都有所回应，总的说来，同属核心期刊的《总览》和《要览》主编的观点更为相似，而CSSCI则有所不同，故本文对两者分开论述并予以比较分析。
（一）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布氏定律”“加氏定律”抑或其他
任何一个由文献情报学研究人员研制的评价产品，其研制者都会声称以一定的理论为依据，理论对评价方法与程序的成立固然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隐喻，即掌握评价理论和方法者自然就具有了评价主体的身份。所以，《总览》和《要览》的主编们在讨论其主持的评价项目时，大多没有直接切入评价主体身份这一多少令评价机构不大自信的话题，而是不约而同地从核心期刊的制作原理和方法说起。
1. 量与质的混淆：对“布氏定律”与“加氏定律”的解说
作为一种质量评价的核心期刊其理论源头在哪里？《要览》主编姜晓辉《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与作用》（以下简称“姜文”）一文是从1934年英国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发现文献集中与分散定律追溯起的，该定律显示：“对某一学科或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相关论文数量的多少递减排序，这些期刊就可以分成对该学科或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以及论文数量与核心区相等的几个区。”“布拉德福定律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某个学科文章在期刊中的分布分析获取一定数量的核心期刊，从而减少读者面对众多期刊难以选择的迷茫，使读者选择专业期刊时更有针对性”。（注：姜晓辉：《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与作用》，《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1期。以下引自姜晓辉的论文皆为该篇，不再一一注出。）“姜文”认为这是核心期刊的理论源头。在这里，“姜文”强调了文献分布的核心区，却模糊了核心区与质量的关系。但我们知道，一本期刊中，某学科载文量的多少，与其质量并无必然关系，“布氏定律”并不是一个关于期刊质量的定律，故与质量评价无关。
接着，“姜文”说到了1953年美国文献计量学家加菲尔德的发现：“期刊论文被引用的情况也符合布拉德福定律，期刊的分布也有一个比较集中的核心区域和一个比较分散的相关区域，这就形成了著名的加菲尔德文献集中分散定律。这是加菲尔德对“布氏定律”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依凭这一定律，加氏相继研制了SCI、SSCI和A&HCI等期刊引文数据库，“形成了一个多学科、国际性和综合性的引文索引体系和引文分析理论体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献分析与检索途径”。显然，“加氏定律”只是说明得到较多引用的文献会集中在部分刊物上，这与核心期刊有何关系呢？“姜文”认为：“加菲尔德强调的引用关系本身带有天然的评价关系，是核心期刊具有评价功能的出发点。”在这里，“姜文”强调引文与评价的关系，却模糊了另一个重要关系，即引文与质量的关系。诚然，某学者对某文献的引用代表了该学者的某种评价，但学者引用他人的动机是复杂的，“从现有的实证结果来看，引用关系是基于文献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的，并不能直接证明引用关系完全体现知识增长的累积性”。（注：刘宇、李武：《引文评价合法性研究——基于引文功能和引用动机研究的综合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所以，“加氏定律”只是指出了高效的引文索引和分析途径，充其量也只是说明被引用文献与其影响力之间具有某种相关关系，而影响力与质量是不能直接画上等号的，要证明某文献被引用的数量与其质量之间的关系并给出量化的描述，对引文的分析，即对引用者的引用动机、目的、内容和对被引文献的学术贡献或对引用者研究的作用的专业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程序，未经这样分析的简单的数量统计、运算并不能直接说明被引文献的学术质量或学术贡献，故不能视为学术评价
2.量与质的转换：对“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的“发展”
“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所揭示的是期刊论文和引文分布的规律，而不是期刊论文质量分布的规律，因此，作为文献检索工具的理论依据是成立的，但作为用途与检索无关而只与评价相关的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则是说不通的。若要勉强说“布氏定律”“加氏定律”是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那就必须对这个理论加以改造，使其通过量与质的勾兑变得看起来像一个评价理论，而核心期刊的研制者正是这样做的。《总览》主编蔡蓉华和何峻合作的《论期刊评价之目的、方法和作用》（以下简称“蔡文”）一文认为：“‘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和‘加菲尔德引文集中定律’揭示了学科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存在‘集中’和‘分散’的客观规律，为定量评价学术期刊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人进一步研究证明，学科文献的被摘录、被转载、被阅读等多种特征在期刊中的分布都遵循集中和分散的规律。”（注：蔡蓉华、何峻：《论期刊评价之目的、方法和作用》，《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2期。以下引自蔡蓉华等的论文皆为该篇，不再一一注出。）在这里，与“姜文”一样，“蔡文”将学科文献的集中与分散规律等同为质量分布规律，使之在核心期刊的理论中起到了基石的作用。除此之外，“蔡文”还创造性地将对学科文献的摘录、转载、阅读等带有一定目的性行为的简单计量都视为与引文计量一样的定量评价。于是，只要将这些数据累计后进行综合排序，就可以完成所谓的定量评价。在将数量与质量之间画上等号、让其可以自如转换之后，文献集中分散定律被改造成了质量集中分散定律，“布氏定律”“加氏定律”终于“发展”成了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可见，这一“发展”的要害不在增加了指标种类，而在于抽去了定量评价必不可少的程序——对数据的专业解读和分析，这个所谓的定量评价实际上也就成了只有数据而没有评价的单纯计量。
核心期刊研制者除了混淆了数量、影响力与质量的关系外，其“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引入复合指标以掩盖其缺乏专业的数据解读和分析的局限，并造成增加了评价分量的假象。但是，从检索到评价的跨越并不是增加几个指标就能达成的，即使以所谓“指标体系”来看待核心期刊评选的复合指标，也不难发现，在作为排行榜依据的数量统计方面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其一，这些增加的指标是否具有评价意义？比如被视为重要指标的“文摘量”“文摘率”，“在激化学术期刊界的内部竞争的同时，也招致学术期刊界对文摘评价功能的质疑和批评：它们为何能够凌驾其他客观学术体系之上具有如此显赫地位”？实证研究也证明，文摘的数据是不足以用来评价期刊的。（注：参见王文军：《中国学术文摘: 现状与展望——以“三大文摘”为中心的实证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王文”指出，期刊被摘量与期刊学术质量并无正相关关系。其他的指标或多或少也都存在类似问题。其二，依据复合指标制作排行榜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如何加权？但凡组成复合指标的各单一指标的意义和价值是各不相同的，为了制作综合数据排行榜，必经加权运算这一程序，而加权却是一件极为主观的事，人为的干扰无以避免，最终的综合数据即使精确到小数点后若干位，对于制作者来说，稍稍修改一下加权方案就能轻而易举地予以改变，从而改变被评价者的排序，而对于被评价者或使用者来说，也早已脱离了实际内容的数据除排序外已毫无意义。如果说，量化评价的最大特点或优势是指标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实用性”，那么，随着复合指标的加权，“客观性”“公正性”和“实用性”也已打了很大的折扣。可见，加入复合指标与将引文数据直接用于评价，其逻辑推演的荒诞性是一脉相承的。
“加氏定律”的发现者加菲尔德对这种将检索理论发展为评价理论的做法虽然没有直接的评论，但他在2009年9月访问中国科学院与学者和媒体见面时反复强调了“分析”的意义：“具有深入分析性的评估分析库，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评估研究影响力的作用，但永远要记住SCI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检索的。”（注：《“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访问中国，接受采访为SCI正名》，http://www.eschina.org.cn/Article/9156.html。）显然，只是为了给期刊排行而不是“深入分析性的评估分析库”的核心期刊的原理特别是用途与“加氏定律”并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核心期刊从产生的那天起，与源于“布氏定律”“加氏定律”的SCI、SSCI和A&HCI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产品，前者是“评价”产品，形式是期刊排行榜；后者是文献检索工具，形式是引文索引数据库，评价作用即使存在，也只是其衍生功能，且必须通过“深入分析”才能实现。将核心期刊归附为“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的产物，只是为其寻找一个理论上的合法性而已。可见，核心期刊之于学术评价，其理论依据并不像“姜文”和“蔡文”说的那般坚实可靠。
（二）模棱两可的适用范围：指导订阅还是评价期刊
与所有的产品一样，核心期刊当然也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而产生，并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那么，核心期刊是因何种需要而生，又有什么样的适用范围呢？
1．指导订阅：最初的适用范围
“蔡文”谈到了核心期刊产生的背景：“在文献爆炸的时代，人们获取有效文献的困难越来越大，社会需要快速有效查找文献的方法，于是文献情报工作者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他们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编制文献检索工具，使读者可以较方便地查找所需文献……近20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文献检索资料库发展迅速……二是对期刊进行评价，使读者可以选用最有价值的期刊。”“研究科学的方法，对期刊进行客观评价，成为图书馆界和情报界的重要任务之一。这类期刊评价研究，一般由图书情报部门主持，依据最初由国外传入而后在国内得到发展的文献计量学理论，采用文献计量统计方法进行评价，评价成果的名称也借用舶来术语‘核心期刊’”。在这里，“蔡文”说得非常清楚：信息时代到来导致的获取有效文献的困难催生了新型的文献检索工具——文献检索资料库；选择有价值期刊的困难催生了指导订阅期刊的工具——核心期刊，而这两项工作，都是由文献情报部门及其工作者“责无旁贷地承担”的。
可见，从一开始，文献情报工作者所从事上述两项工作的适用范围是清楚的，那就是提供文献检索服务和指导图书馆订阅期刊。与提供文献检索的单一性服务不同，指导订阅的工作涉及了对期刊的评价，但也仅是用“文献计量统计方法”生成的简单的评价结果，诚如“蔡文”所言：“评价结果是学科核心期刊表、引文资料库来源期刊表和期刊引证报告等，主要供需要对期刊进行宏观评价的读者使用。”说白了，文献情报人员所做的期刊评价工作，就是综合各种期刊阅读量（率）和引文量（率）等数据的排行榜或排名表，并定名为“核心期刊”。被列入排行榜的期刊只不过是被关注的程度较高而已。对于图书馆来说，为满足多数人的阅读需要，参考排行榜大致是合适的；但同时还必须尽可能满足读者个性化的需要，排行榜对此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各馆在参考排行榜的同时，还必须根据本单位学科结构、学科特色增订部分未入榜但质量甚至更为优秀的期刊作为补充，不然，必然出现千馆一面的状况。因此，核心期刊即使在指导订阅方面，其功能也是有限的，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标准。核心期刊的作用仅限于此，真理多走一步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谬误。
2．越界：从指导订阅到学术期刊质量评价
如果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指导订阅，社会各界也不会对其有如今这样的关注和争议，显然，核心期刊多走了不止一步。事实上，核心期刊研制者的切身利益恰恰在指导订阅之外。“蔡文”和“姜文”都认为，核心期刊有理由也有必要越出指导订阅的范围，而适用于学术期刊的质量评价。
“蔡文”的论证路径是这样的：首先，“期刊评价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因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一项科学研究活动，它随着社会科学文化的进步而产生、发展和繁荣，不为任何个人意志所左右”；其次，罗列了“三大核心”及类似评价机构的期刊定量评价项目，并分析各自的特点和作用，以间接地论证“文献情报工作者责无旁贷”的期刊评价主体身份；再次，论证这些定量评价项目构成了整体性的期刊评价；最后，综合以上几点可证明，核心期刊理应不限于指导订阅，而应该具有期刊评价的功能。顺着这个理路，“蔡文”通篇谈的都是期刊评价，而非仅仅是核心期刊，但通读全文不难发现，这个期刊评价实际上几乎就是越出了指导订阅功能而成为期刊学术质量评价意义上的核心期刊。
如果说，“蔡文”是从核心期刊发展史这一纵向路径来论证核心期刊适用范围扩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话，那么，“姜文”则选择了核心期刊测度标准与学术质量标准这一横向比较的路径。
首先，“姜文”对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作了解读：“核心期刊常被解读为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期刊群中学科情报信息的核心部分，主要为学术期刊的优化利用提供服务，其筛选过程一般要根据文献计量学的定理和统计原则进行；后者关注的是期刊的全面质量……其筛选过程是学术期刊的评优过程。”在这里，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是两个，一个是为期刊的优化利用服务；另一个是对期刊全面质量的评价。但“姜文”不赞同这样的解读，因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同一关系”。在这个看似正确的出发点上，“姜文”已悄悄地将为订阅服务换成了为“期刊的优化利用服务”。当然，为订阅服务也是为期刊的优化利用服务之一种，但在逻辑上，前提被扩大了，优化利用并不仅指订阅这一项。
其次，在具体讨论核心期刊测度标准时，“姜文”立场却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它（核心期刊）的评选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对学术期刊质量的测度过程，因为根据其定义所选出的核心期刊，必须是‘某学科或某领域学术使用率（含被引率、转摘率和流通率）较高、学术影响较大的期刊’。”在这里，通过将“使用率”“影响力”与质量直接挂上钩，使核心期刊评选与学术期刊质量测度联结在了一起，但仅仅是“使用率”和“影响力”数据是不够的，所以，“姜文”马上又小心地补充道，“上述定义显然不包含评优意义上的对学术期刊质量的全面认定”。虽然不是“全面认定”，至少也是部分认定了。
再次，既然核心期刊的“质量”与评优的“质量”不是一回事，即存在两个不同的质量标准，那么，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还是不能扩展到期刊质量评价，所以，“姜文”又进一步说：“（核心期刊）的评选过程，实际上是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做一定向的评比。不难看出，核心期刊的内容质量要求不亚于通用的评优标准。”至此，原本说得很清楚的“不存在同一关系”的两个质量标准终于变成没有区分度的“同一关系”了。
最后，“姜文”成功地说明了：正是因为核心期刊“非常适用于反映学术期刊的学术应用特征，因而很快被整个学术界、科研管理界广泛接受和使用”。何为“广泛接受和使用”？显然不仅仅是订阅参考，而是用作另一层面意义的学术评价，现实中两者也是合而为一了。所以，“姜文”最后认定：核心期刊是“目前其他方法难以取代的行之有效的评价模式之一”。
“姜文”和“蔡文”路径虽有不同，目的却都一样，说到底，还是要把核心期刊的评选标准等同为学术期刊质量评价的标准，可谓殊途同归。这样，就能既保持核心期刊指导订阅的原始功能，又能使其适用范围大大拓展，顺理成章地将其等同为臧否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价结果。读到这里，笔者不得不佩服两文作者的这一番苦心。
（三）数据库与排行榜：CSSCI与核心期刊的差异
从以上分析可知，《总览》和《要览》这两大核心期刊主编在其研制原理和评价意义方面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那么，一般人眼中的“第三大核心”即CSSCI的研制者是否持有同一观点呢？我们不妨读一读CSSCI评价中心负责人王文军的《检索抑或评价：CSSCI功能论析——兼论构建引文索引数据库的若干问题》一文。
CSSCI之被列为“三大核心”之一，是因其也拥有一个期刊榜——《CSSCI来源期刊目录》，与《总览》和《要览》相比，《CSSCI来源期刊目录》是问世最晚的一个期刊榜，但近年来在学术评价中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期刊榜的背后有着开放的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正是因为数据库的存在，使得“王文”在诸多问题上与“姜文”和“蔡文”的观点有了明显差异。
“王文”也将CSSCI遵循的理论溯源至“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事实上，CSSCI就是对SSCI的模仿，只是将数据源的范围限定在中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故而是一个用于引文分析的数据库产品。与“姜文”和“蔡文”对《总览》和《要览》学术评价意义的反复论述及对隐含的评价主体身份的认定不同，“王文”重点根本就不在评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姜文”和“蔡文”如此劳心费力地论述其产品意义，无非要证明和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但其产品不过是一个期刊排行榜，能有的作用也就是所谓“评价”了，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一个排行榜的意义论说上，不费番气力当然不行；而“王文”却只需证明引文索引数据库的作用就足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了。
“王文”是这样论证引文索引的意义的：“引文索引反映了科学文献之间相互引证的关系和特点，通过分析科学文献之间的引用和被引用情况，可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从而发现科学文献之间的纵向继承与横向联系的形态，进而评估学科研究的发展规模和趋势。”（注：王文军：《检索抑或评价：CSSCI功能论析——兼论构建引文索引数据库的若干问题》，《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2期。以下引自王文军的论文皆为该篇，不再一一注出。）可见，数量特征只是一个方面，内在规律更加重要，只有把握规律，才能找到联系，进而作出科学评估，而CSSCI能做的只是前者，后者是各学科学者的事，所以，不仅要有数据库，而且还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开放。当然，由此我们亦可推论，CSSCI并不具有独立的学术评价或学术期刊评价功能，其研制者也不具有独立的评价主体身份。但这些对于核心期刊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在CSSCI那里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CSSCI是否具有引文分析价值的数据库。
当然，对于CSSCI与学术评价的关系，“王文”所持的并不是CSSCI的一贯立场，CSSCI也有过大肆宣扬其评价功能的过去，从强调评价功能到强调服务学术功能的转变，对任何一个体会过权力滋味的机构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CSSCI来说，这个过程与其说已经完成，不如说刚刚开始，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文将予以分析。
二、核心期刊、CSSCI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
正因为在核心期刊和CSSCI研制者是否具有评价主体身份以及其产品作为评价结果能否合法地存在等一系列问题上，“三大核心”研制者的观点有诸多不同，所以，对于核心期刊、CSSCI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的问题，他们又有一番颇具特色的论述。
（一）核心期刊的评价作用能否成立
1．核心期刊研制者认定的作用
关于核心期刊的作用，“姜文”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评选为例，通过对评选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分析，论证了核心期刊的“直接使用价值是为读者、作者和馆藏部门提供各学科使用率较高的少数学术期刊”。对于学术期刊而言，“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既是积极客观的现实，也是极具应用价值的期刊发展推力……有利于期刊找出办刊中存在的问题及定位编辑方针”。尽管核心期刊评价只是按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进行的统计排序，但在期刊评优中“也可以按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匹配应用，例如，作为地区部门评选优秀期刊的定量参考指标。它的客观评价功能是可以适应社会需要的。” “蔡文”的观点与此颇为相似，也从“为期刊采购、读者阅读和作者投稿提供参考工具”“为引文资料库选择来源期刊”“为期刊出版和管理部门评选优秀期刊”等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包括核心期刊在内的期刊评价项目的目的及其可能发挥的作用。
2．核心期刊的作用能否成立
在现实中，核心期刊的确在这三个方面都曾经或正在发挥着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核心期刊在这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关于“姜文”和“蔡文”共同提及的核心期刊对订阅的指导作用。这是核心期刊研制的初衷，但那还是在期刊出版的纸本时代。随着期刊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中国知网等期刊数据库的包库发行模式的普及和搜索引擎功能的日益强大，读者的阅读习惯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读“刊”演变为读“库”，核心期刊指导订阅的功能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至少与其问世之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仍然坚持述说这一功能在当下的意义，无非是为核心期刊的存在找到一个“最低”合法身份和理由。他们所要论说的核心期刊作用的重点并不在此。
其次，关于“姜文”提及的“极具应用价值的期刊发展推力”。“姜文”是这样解释的：“在于把期刊放在宏观的学术贡献率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档次，也就是说，看看自己在学术发展中的价值有多大、作了多大贡献，同时可以通过核心期刊的评价指标确定自己的纵向进步程度，以及和同行的横向比较量度。”正是这样的推力“有利于期刊找出办刊中存在的问题及定位编辑方针”。我们来看看事实是否如此。核心期刊是否具有这样的功能或作用，主要看核心期刊给期刊编辑提供了哪些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事实是，核心期刊的研制者能给读者或期刊编辑提供的就是每一版的《总览》和《要览》或与之类似的排行榜，从这些“榜书”中，除了各种统计数字和排序外，期刊实在不能得到更多的信息。比如，期刊编辑从这些书中也许可以知道本刊的被引次数，但却无法获知究竟是哪篇文章被引用、被谁在什么文章和什么刊物上引用，引用的目的是什么，是正面引用还是负面引用等等真正有用的信息，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的信息除了鼓励期刊编辑关心自己的排名外，还能有什么呢？所以，所谓“推力”、所谓“找出办刊中存在的问题及定位编辑方针”云云，如果存在，也只是让期刊明白怎样做才能迎合核心期刊评选的偏好。如此说来，期刊“通过核心期刊的评价指标确定自己的纵向进步程度，以及和同行的横向比较量度”倒非虚言，这个“程度”和“量度”就是评价机构给打了多少分。核心期刊评选依据的是一套通用性的指标体系，如果从管理学视角来看，通用性指标体系都存在着“共性指标偏好的问题，即赋予不同单元之间的共性指标过高的权重，而忽视对独特性指标信息的使用”。（注：吴国灿：《业绩评价中企业高管认知偏差研究》，《企业研究》2010年第8期。）尽管核心期刊的复合指标体系由多种指标构成，但并无针对不同期刊的个性化指标，其共性指标偏好十分明显。当被评价者无法改变指标体系时，就会研究其偏好并迎合之以求得高分。现实中，这种对评价机构指标偏好的研究在期刊界甚为普遍，甚至有期刊为了迎合这样的偏好而不惜造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是在这样的“推力”之下，原本应为期刊服务的评价机构却成了办刊的“指挥棒”，从而构成了“评价机构与学术期刊的颠倒关系”。（注：仲伟民：《缘于体制：社科期刊十个被颠倒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跟随着这样的“指挥棒”来调整编辑方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有那么多的学者认为“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学术成果问题存在的根源”。（注：唐红丽：《学术成果问题根源于“评价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7日。）至于“蔡文”所说“为引文资料库选择来源期刊”，这其实与核心期刊无关，因为来源期刊自有其不同于核心期刊的评选标准和目的。
再次，关于“姜文”和“蔡文”共同提及的核心期刊在评优中的作用。与核心期刊之于期刊的作用同理，判断核心期刊对评优是否有作用、作用的大小以及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关键是看其能为期刊评优提供怎样的信息。且不说核心期刊的“质量指标”与评优的“质量指标”有何本质不同，即使具有某些相通之处，我们仍然很难认定，一个对期刊编辑并不能真正发挥正面作用的核心期刊榜能对期刊评优有何正面作用可言。那些只有排序信息的所谓“定量参考指标”充其量也只是给予评优活动一个名次预设而已，这样的预设在更多时候、更多情况下，只会干扰评价的专业性、公正性和导向性，鼓励期刊把追求数据的好看作为努力的方向。在现实的各种评优中，这样的预设所带来的干扰随处可见，而且在不少的评优项目中，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不然，核心期刊又何来“指挥棒”效应？
由此可见，“姜文”和“蔡文”关于核心期刊作用的论述，要么已是明日黄花，风光不再，要么似是而非，令人生疑。
（二）如何看待各界对核心期刊的批评
如前所述，学术界对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的批评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特别是近年来，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每有新版的发布，几乎都会掀起新一轮的批评高潮。那么，《总览》和《要览》的主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产品的负面影响的？
1．虚实之间：对批评的回应
“姜文”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核心期刊作为一种选刊工具得到较大发展，而作为一种评价工具则受到很多非议。”“对核心期刊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其评价功能方面。持批评观点者认为，核心期刊是用数量化的方法进行学术期刊评价，先天不足，难以承担复杂的学术评估使命，其负面影响大大扰乱了学术期刊的正常发展”。“姜文”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批评来自钱荣贵，“（钱）列出的核心期刊七大负面效应是颇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一曰核心期刊遴选是操纵我国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的一只‘黑手’；二曰‘惟核心期刊论’导致学术期刊的价值取向发生偏离；三曰庞杂繁乱的核心期刊遴选干扰了正常的编辑出版秩序；四曰核心期刊已成为某些学术期刊大肆敛财的金字招牌；五曰‘以刊论文’的科研评价方式恶化了我国的学术生态；六曰此起彼伏的‘核心期刊’遴选浪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人力；七曰要求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文，侵蚀了学子的学术精神”。对于这些批评，特别是钱荣贵列出的“七宗罪”，“姜文”评论道：“应该说，批评者所谈到的核心期刊的负面影响，很多确有其客观依据，对这此负面影响有必要进行反思和匡正。如果撇去情绪化的言论，这些对核心期刊的分析和批评意见有利于全面了解和认识核心期刊在研究制作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找出实际应用中不良影响的症结所在。”从这段评论可知，姜晓辉所领导的评价机构不仅看到了批评，而且对批评颇为重视，至于他从批评中汲取了什么教训，下文再予分析。然而，不知为何，“姜文”忽略了钱荣贵在提出批评时，是区分了核心期刊与CSSCI的，钱荣贵的所有批评都是针对前者而非后者：“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引文索引’体系，这就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索引》(SSCI)（原文如此——引者注）和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这两个引文索引能够为科研评价提供多方面服务，不失为一种较为科学的评价工具。”（注：钱荣贵：《“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成因及消除策略》，《学术界》2002年第6期。）钱荣贵甚至将CSSCI没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归咎于核心期刊：“之所以这两个体系没有能够充分发挥科研评价的功能，就跟‘以刊论文’评价之风的影响有关。”（注：钱荣贵：《走向终结的“核心期刊”现象》，《江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以刊论文”正是钱荣贵所指核心期刊“七宗罪”之第五宗。
与“姜文”对学术界的批评有所回应不同，“蔡文”并未具体提及这些批评，不过，从文章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明确地感受到批评所带来的压力，但“蔡文”对这些批评表现得似乎不以为然：“期刊评价研究在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争议、批评和指责。其实，期刊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标准，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期刊内在质量、使用规律和发展特点等各方面进行分析、评价，目的是为了揭示期刊文献整体的或某一具有特征部分的内在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发挥和实现其科学价值和社会功用，是一项科学研究活动，不应该有任何值得非议之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一研究的价值和作用，任意夸大或全盘否定都是不正确的。”有好的动机的科研活动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有成功的结果，这是常识，怎么就不能有任何“非议”呢？如此，还要学术批评干什么？
2．关键问题：谁是评价主体
以“七宗罪”为代表的学者们对核心期刊的批评或者说批判的确不可谓不尖锐，但是，这些不失凌厉的批评，却多是停留在对核心期刊所造成的一些学术乱象的抨击，并未涉及问题的关键——这些核心期刊的制作者是否具备学术评价主体的身份以及其产品是否具有学术评价的功能。
“姜文”和“蔡文”都尽量不去直接触碰评价主体身份这一不无“敏感”的话题，实际上，对于核心期刊的原理和作用,以及适用于期刊质量评价的合理性讨论与专业评价机构的评价主体身份的认定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事。证成了前两者，后者也就不证自明了。从两文作者煞费苦心的论述中，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种身份的焦虑，因为只有同行评议才是权威评价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从单一学科的研究者到整个学术领域的评价者的身份跨越毕竟是件很难令人信服的事，“独立的定量评价主要由专业评价机构作出，其评价主体的身份是十分可疑的。如果说，只有学术成果（作品）的阅读者和使用者才具备评价主体的资格，那么，评价机构既不是阅读者，也不是使用者，其对评价对象各种形式数据的统计大多与阅读和使用无关，应该是连起码的评价主体的资格也不具备的”。（注：朱剑：《大数据之于学术评价：机遇抑或陷阱？——兼论学术评价的“分裂”》，《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但是，评价机构之评价主体身份的获取并非取决于学术界，在笔者看来，只要评价机构坚持并得到行政权力部门默认其评价主体身份，钱荣贵所预言的“在不远的将来，目前这种异化的‘核心期刊’现象必将终结”的那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所以，对钱荣贵的这个预言，“姜文”也不以为然：“而事非所愿，近十年来‘核心期刊’现象非但没有终结，而且越来越多，近期又有武汉大学‘RCCSE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排行榜’高调加入到评价队伍中。”说这个RCCSE“高调加入”并不为虚，它不仅要评选“核心期刊”，还要评选“权威期刊”，并且直接以“排行榜”为自己命名。然而，更高调的还在后面，最近就有一家“最高级别”的评价机构横空出世，不仅视其他评价机构皆为无物，而且创造性地在“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之上，又评选出所谓“顶级期刊”，从而将“以刊评文”推向极致，俨然以舍我其谁的评价主体身份自居，欲“秒杀”所有的评价产品。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评价机构的产品无一例外，都是期刊排行榜，最多也就是名称各异、规模不一、排序有别，目的都是要争夺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要抢夺“指挥棒”，其背后是谁都可以看到的对学术利益的争夺。
（三）核心期刊负面影响的原因何在
1．外界误用：因果颠倒的原因解释
尽管对于来自学术界的批评，核心期刊的主编们较少有系统的正面回应，但还是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核心期刊在学术评价活动中的负面因素。比如，“姜文”指出：“在使用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时应注意其局限性，并注意与具体的评价体系相结合。” “蔡文”则说到定量评价的缺陷在于“缺乏权威经验”，比较隐晦地承认了专业评价机构对各学科研究和期刊编辑经验的缺乏导致的专业性欠缺，而我们知道，在学术评价中，这恰恰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缺乏本学科研究经验或期刊编辑经验的局外人，如何能够“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评价的重任，其所谓评价产品又是如何能够直接用来指导研究和办刊的？
除此之外，他们更多地将核心期刊这样的所谓定量评价产品的问题归因于外部环境。如“蔡文”说：“影响期刊定量评价结果的因素很多，评价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质量，特别在‘以刊评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下，评价指标的资料质量呈下降趋势，使定量评价结果更加偏离客观实际。”“蔡文”还引用苏新宁的话：“客观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定量评价期刊是科学可行的，资料也可以真实地反映期刊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影响。但是，目前由于许多利益的驱使，出现了大量办刊不端行为，这就使人们开始怀疑定量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注：苏新宁：《期刊评价的困境与思考》，《重庆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当然，学术生态的变化和学术环境的污染必定会影响到学术评价的公正性，至于某一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则不仅与环境有关，更与其自身的建构有关。评价机构不长的历史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在笔者看来，苏新宁的这段话，提醒了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那就是1990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在那之前，还没有核心期刊这样的评价机构，那时的“定量评价”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独立的评价体系，只要正确使用，当然是可行的。在那以后，评价机构问世了，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学术评价发生了分裂，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由一般的评价方法升格成为两种不同的评价种类，甚至成为两个独立的评价体系，所谓“大量办刊不端行为”就是在那以后才出现并蔓延的。这正是核心期刊的导向性所导出来的结果，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清晰的，把“大量办刊不端行为”说成是造成定量评价的科学性遭到怀疑的原因，恰恰是因果颠倒了。
2．属性之辩：工具与标准的错乱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分析在“姜文”中有所提及，而在“蔡文”结尾处特别提及的一个重要观点：“要特别强调的是期刊评价成果只能作为参考工具使用，不能作为标准使用。原因之一是任何期刊评价体系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只能从某些角度对期刊进行评价，因此，评价结果和客观实际从宏观而言是一致的，但具体到微观层面和各被评价个体，并不一定精确相符。原因之二是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在数量的选取上，虽然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律，但没有绝对的界限标准。”这里的论证逻辑是有问题的。“期刊评价成果”是作为“工具”还是“标准”，与其是否“尽善尽美”并无关系，“工具”与“标准”之间并不存在“不完美”的作“工具”，“完美”的作“标准”这样的关系。从来就不存在因为不完美就成了工具，而完美就成了标准这样的事。换言之，工具再完美，也永远只能是工具，而标准再不完美也不会改变其属性而成为工具，只不过是个有欠缺甚至失败的标准而已。至于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在数量上没有绝对界限标准之说，与它们是工具还是标准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关系，况且，文献学意义上的“二八定律”对核心区所给出的大致界定标准也已为许多人所接受，这也是核心期刊之所以能问世和存在的“理论依据”。换言之，纵然对核心区有一个绝对的数量标准，核心期刊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评价“标准”。
如果把“工具说”放在“蔡文”整篇文章中看，则不免与文章的主旨不大协调——“工具说”如何与通篇的“主体说”融为一体？首先，如果说，核心期刊只是一种评价工具，那么，其制作者并不具有评价主体的身份，只是某种工具的提供者，使用这个工具者才是评价主体，这与其前文所说的评价机构“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评价期刊的任务不免矛盾。其次，如果说核心期刊只是一种评价工具，那么，也就无所谓“评价结果”，因为工具是不可能等同为结果的，只有通过使用工具，完成了评价之后，才能有结果的出现。今天学术评价出的种种问题，把工具当作结果恰恰是主要原因之一。再次，如果说核心期刊只是一种评价工具，那么，这个工具落实到学术评价或期刊评价上时，应该有翔实的数据和丰富的内容，使工具的使用者能够利用这些数据和内容完成期刊评价，然而，遗憾的是，其所谓“评价结果”只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已经排好了座次的期刊排行榜。笔者以为，核心期刊的评选，无论从其目的还是结果来看，与其说是为读者（学者）、期刊编辑和管理部门提供了一种评价工具，不如说是提供了一种既定的评价结果（座次明确的排行榜）。将工具与结果混为一谈，只是在掩饰核心期刊真正存在的致命问题。
因此，我们才要追问，目前的学术环境问题与核心期刊本身的缺陷有无关系？与核心期刊研制者期望的在评价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无关系？可惜，这些问题“姜文”和“蔡文”都很少有正面回应。
（四）CSSCI是如何强调其工具作用的
与姜、蔡强调核心期刊的评价作用不同，“王文”在论及CSSCI作用时始终强调的是“CSSCI首先是一种检索工具，这是它的基本功能”。
1．数据库：CSSCI的工具性质
尽管只是工具，但这种工具的作用却有独到之处，就是为学术研究、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和ZF决策提供数据服务，如“王文”所言：“CSSCI可以从来源文献和被引文献两个方面向研究人员提供相关研究领域前沿的信息和各学科研究发展的现状，准确地记录了某一学术的学术积累、借鉴和继承发展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逻辑组配检索，挖掘学科新的生长点，展示实现知识创新的路径”。除了检索功能外，“CSSCI也是一种进行引文分析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学术论文的发表和引用情况进行各种统计分析，自动生成详细的分析报告，为学术研究、评价评估、政策制定提供客观的文献计量数据。对于管理者，CSSCI可以提供地区、机构、学科、学者等多种类型的统计分析数据，从而为制定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科研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对于期刊主办者，CSSCI提供多种定量数据……通过多种定量指标的分析统计，可为期刊评价、栏目设置、组稿选题等提供依据”。
“王文”所描述的CSSCI的工具作用与“姜文”和“蔡文”所描述的核心期刊的工具作用是存在着本质差异的，根本的差别在于：工具的构成是什么，谁是工具的使用者？CSSCI提供的是各类数据，构成工具的正是这些数据，而工具（数据）的使用者至少在理论上是所有的学者、期刊人和ZF决策者，故其工具性质十分明显。核心期刊提供的是排行榜，已是数据处理的结果，其数据的使用者只是研制者自己，故无任何工具作用可言。我们不妨以期刊办刊和评价为例，对比一下CSSCI与核心期刊在向期刊主编、编辑和主管部门提供的信息及其价值方面的差异，不难发现，对期刊而言，核心期刊的排行榜与CSSCI数据库所包含的信息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上。如果说，核心期刊的排行榜只能提供一些统计数字和排序信息，那么，CSSCI数据库则集成了以引文为中心的各种原始数据，无论是作为办刊人还是评价者，都可直接进行原始数据分析和解读，而且这些数据都是可以溯源的。这些信息无论是对期刊编辑，还是行政权力部门评优，其意义均远非排行榜可比。从这个对比也可以看出，只有排行榜而不提供数据的核心期刊的所谓工具说有多么苍白。
2．来源期刊：“被动”的评价
在论及CSSCI功能的最后，“王文”才提到了它的“评价功能”，但强调这只是一种衍生功能，“CSSCI的设计原理是基于文献计量学中的期刊‘2/8定律’，它不可能也无须收录所有期刊上的所有论文，因此在选择数据库来源期刊时，为了能够将最有影响力的高质量期刊收录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根据一些量化指标对期刊进行筛选，这样无形之中也就使CSSCI具有了一种评价功能”。可见，如果单纯从研制原理看，评价并非CSSCI的主要目的，评价功能甚至可视为“被动”的存在而非主动的追求，这与核心期刊不同（至于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下文分析）。显然，强调数据的工具性质是明智的，但是，并非是工具就有意义，工具是否适用，是否有助于使用者完成其使命，是衡量其意义的标准。
从“王文”可以看出，CSSCI已经走过了靠期刊榜打天下的“原始积累”阶段，而开始转入为学术研究、编辑办刊和ZF决策提供数据服务的新阶段。这一转型的资本在于经过了十多年的积累，其所独有的CSSCI数据库已渐成规模并走向成熟，但从指挥者转变为服务者，观念上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为困难，而要论及CSSCI研制者观念上的转变，则不能不说到2010年初的那场对CSSCI的批判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