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科研领域能免于学术不端的印记，但发表压力过大，将科研人员推向学术不端行为时，科学欺诈情况变得特别严重。如果你告诉我某高校必须要把论文发表出去才能拿到学位，那我认为那个地方比较有可能发生抄袭行为。晋升也是如此，如果晋升必须依靠累积研究报告，发表文章比较多的人可以优先升职，那么这意味着香肠论文、伪造数据还有复制黏贴他人报告中的内容等情况出现的几率比较高。用每个人的“发表数量”来看研究人员的“生产力”的国家排名，这样导致的科研文化现象就是人们会不择手段的编造假论文，投稿假期刊，做出假简历。

发表压力将科研作者带上了什么样的不端之路？

窃取别人的想法、公然盗用他人的数据以及凭空伪造数据都是科研人员在极端的发表压力下，做不出原创科研工作时常犯下的不端行为。通常研究人员是众人指责的对象，但在这个体系中，使用数量而非质量作为学校排名指标的所有人都应该受到谴责。作为在主流出版商旗下国际期刊有 20 年以上资历的编辑，我想我已经看过各种不端手段成为其他研究人员生产力的负担。出版商和编辑都很努力在投稿稿件中找出不同形式的不端，举例来说，期刊使用复杂的查重软件来辨识论文中直接使用或改写先前已发表工作中的内容，这些软件现在都使用复杂的 Boolean 演算法则，不止能找出文字（抄袭），还能找出观点（剽窃）。

不过，这几年来，学术不端的手法已经进化到能逃过期刊编辑的法眼的地步，人为操纵同行评审导致不少不该发表的论文成功见刊。过去十年来，学术人员们会合谋相互利用吹捧彼此的工作，结果期刊编辑在发现自己被蒙骗之后，造成大量撤稿的局面。例如，前两个月 Springer-Verlag 因为同行评审造假必须撤稿超过一百篇来自中国作者的论文。虽然相对于发表的文章数量来说，这次被撤的文章都是来自中国并没有多于其他国家的撤稿，但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新闻头条，其中更多是因为过去几次的同行评审造假事件中，中国也在风口浪尖上。2016 年 8 月，施普林格在发现评审造假的证据后，宣布撤稿旗下 10 家期刊所发表的 64 篇论文，其中几乎所有的文章的作者都是中国学者，还有在 2015 年 3 月，位于英国伦敦的 BioMed Central 因同行评审造假撤稿 43 篇论文，其中 41 篇来自中国作者。

这些事件清楚指出部分中国科研人员学会如何入侵系统，假造审稿，尤其是那些允许作者推荐潜在审稿人的期刊。互相引用彼此的工作来提高个人 h 指数也算是一种审稿造假，也正是这个行为让人发现所谓的“相互利用”情形存在。

谁之过？

可以确定的是，很多共犯是存在的。起始点在刚开始科研生涯，因为懒惰或只是单纯不懂，想要走小路的人。也有对科研工作具有热情，但没有注意到符合良好发表实践的相关内容。不在意诚信，放任有自己名字的文章发表的高校，还高调宣传自己的人员的生产力，只因为这是获得资金的条件。这些都算是共犯。再加上掠夺性出版商（见下方注释）向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发送邮件，提供立即发表的虚假承诺，让人以为不管质量如何，只要付钱就可以发表。在发表不端的圈子里，有如此多的共犯藏在背后。

那么，与这些几乎每个单位和高校里都有的科研流氓——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只是很少有人指出来——不同的那些真正潜心科研的诚信学者该怎么办呢？还有那些缺乏资源，来自非西方地区，仅有最低资源但深受发表压力摧残的人该怎么办呢？这些人应该要有我们的支持。

第三方服务商有责任吗？

当英语非母语的学术人员的英文能力不足以写出符合顶级高影响力国际期刊水平的文章时，他们经常寻求学术翻译和语言编校服务的帮助。近来这些语言编校服务因为同行评审造假兴起而遭到怀疑，甚至还有人说有些提供论文翻译排版的第三方公司也沦为科研作者进行研究造假的共犯，但这些质疑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当然，没有证据不代表没有。或许在某处就有这些不端服务伺机而动，收钱制造假研究，这是有可能的。然而，相信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相信我们所看到的证据。就我的经验来看，收到有使用翻译和语言编校公司服务的作者的投稿，我还没有在这些稿件中看到过有任何抄袭或其他科研不端行为的情况。声誉良好的编校服务（如意得辑）通常会提供客户编校证明，说明做了哪些修改，让期刊编辑裁决。他们让作者更有自信，而且绝对没有不良意图。是的，或许怀有不良意图的服务提供商确实存在，与作者谋划入侵系统，但国际服务提供商几乎不可能冒这个风险。目前就我所知，我们优质的翻译和语言编校合作伙伴绝对没有这方面的嫌疑。

如果有一天，这些合法的学术翻译和语言编校服务被禁止帮助非西方国家的学术人员，无法协助他们研究让主要的西方国际期刊编辑团队注意到，这对学术圈来说将是黑暗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