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我并没有关注到武夷山老师讲“欧洲国家的研发表现”的置顶博文,倒是因为安博士的两篇文章激起了对武老师文章的回顾。前些天看微信上有个段子说人在临终前最后悔的事情,其中有一件就是后悔在工作上投入的太多。未到临终无法验证,但近年来却一再告诫自己,多想些风花雪月少思考专业学术。虽然如此,生命之流却无法摆脱既定轨迹的运行惯性,想要不思考和少思考是断断不可能的,这不看了二位的文章之后又生出来这么一些不成系统的想法,所以我把它叫“随机设想”。
安博士在与《对武夷山老师推荐论文结论与方法之商榷 》之前,还写了一篇关于《学术成果在国外发表之无奈》的文章,这些文章我都是今天一早倚床在手机上拜读的。读着读着就把两篇文章的思路混在一起了,或者说从他的两篇文章中意识到某种问题的一致性来。比如说中国学者在国外发表文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期刊对一些方法性论文的偏见。他的这个观点我很认同,这些年来我们的学术界陷入了一种技术性的怪圈,片面的关注一些所谓数据和定量分析,搞一些图表和模型,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对于这个问题记得两年前黄老邪小文先生曾经带头讨论过,我也热心参与写过两篇文章,讲“伪科学的陷阱”和“数据崇拜的创意贫乏”。实际上安博士所说的这种国内期刊论文的现象,正可归结为伪科学陷阱与创意的贫乏。上个月在清华做品牌战略营销讲座,曾对着听课的那些老总们攻击,如今的很多搞品牌管理的专家学者,缺少真正的思想和真知灼见,搞了一些模型数据糊弄企业。我直接对朋友推广的一个“中国品牌竞争力指数”表示不看好,我的意思是说你搞了这么多的数据,看上去太复杂,最大的用处是可以拿一点到政府的相关报告中,但是对那些想做好品牌的企业却没有什么用处。企业需求的是你对品牌问题的诊断,到底是哪些因素对品牌发生作用了,操作这些因素的路径又是如何?而且千万不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复杂是企业自己在品牌操作中所面临的事情。学术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本质性问题,当然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把本质问题再延伸到更具体的方面。所以我关注到了小文老师留在武夷山老师博文下的评论:“请教武老师和安哥:当您们处理这么多因素的时候,用PCA(主成份分析)吗?”感觉到武老师的回答似乎没有理解老邪问题的初衷。
回过头来再说创新和专著论文。没有悉心去思考安博士和武老师观点的不同所在,只是感觉他们都是就同一个问题展开不同层面的论述。实际上所谓创新本身就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虽然创新研究专家们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我觉得创新似乎应该分为几个层次,包括思维观念的创新、模式方法的创新、技术手段的创新。几个方面并无高下之分,要做一个排序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思维观念,其次是模式方法,最底层的才是技术和手段。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过于关注最底层的层次,而忽略了其他两个层次。这也许是导致我们的刊物论文过于强调那种模型和数据,也是导致我们这个国家包括科网众生们更注重所谓“技术”的主要原因之一吧。多年前我给研究生上课时候,每次开课前总是喜欢问一个关乎思维方法问题:大家思考一下,过去50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是什么?大家会回答很多诸如航天技术啊、互联网呀,还有什么人工合成胰岛素之类我一窍不通的东西。然而我觉得这些创新虽然很有意义,但是并非最伟大最有影响的,它们任何一项比之于市场经济、民主体制这种由思维和观念创新所引导的社会创新,都无法望其项背。因此伟大的创新首先是观念的创新,而不是应用模式和技术层面的创新,应用和技术都需要观念和思维引导。恰好一早看新闻,国新办的蔡主任要求“把中国梦对外传播好、阐释好、解读好”。看了之后觉得很无趣,这算不算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中国梦原本很简单,习总即位那天自己就很通俗易懂地解释过,大家都明白说到底就是“国家强大、人民幸福、市场繁荣、社会安定”等等。在传统意义上来看,这个“中国梦”原本也不能算是创新,因为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矢志以求的,不能算是习总的原创。但十八大习总把它提出来并加以强调,从观念层面上说就是一种创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一种对以往GDP主义和维稳思维的一种矫正,所以就具有思维和观念的创新价值。可怜的是现在主导宣传的似乎有点过度解释,据说还有一个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是“中国梦的系统结构研究”什么的,形形色色弄得越来越复杂最后结果将使创新失去其本质价值。这些年官方的宣传和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让人感觉到说教,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本质性创新,往往用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陈词滥调糊弄百姓。观念创新一定具有某种本质性,而且往往简单明确并不复杂。同是一个道理譬如本朝毛太祖爷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原本也没什么稀罕的,中国几千年历史,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毛只是总结了这个历史事实,并一句话简单地概括出来。但这也是一种创新,是从历史发展中明确归结,只不过这种创新是属于“发现”而不是“发明”。所谓发明与发现这又涉及到创新的另一个认识角度。
多年前我在自己的书里谈到创意与市场需求时写过这么一段话:创造需求作为一种能动的市场营销导向,并不是盲目地操作。它是把人朦胧的知性和潜在的欲望加以明晰;把人由初级的眼前的利益追求引向高级的长远的利益追求;把对需求的不满因素造成的否定引导到满意因素所促成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宣称的创造似乎并不是一种发明而更近乎于发现,就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并不是因为有了哥伦布才有了新大陆的存在,而是因为有了哥伦布才使得新大陆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15年了我觉得这仍旧可以算是一点真知灼见,中国学术研究目前的状态似乎有点陷入技术主义繁糅,过于关注手段而忽略本质,自然科学不懂俺主要指的人文社会科学。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论文专著和研究成果缺少创新和思想火花,不能真正给人以启迪。而那些喜欢拿出数据和模型装模作样的专家学者,往往也是因为缺少创新思想,这才弄出很多眼花缭乱的东西,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吓唬别人。可悲的是学术和整个社会一样,往往是由平庸组成一个神圣同盟,于是乎这种缺乏创新的平庸就变成了世俗的标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心里也明白这个,但是处在这么一个体制的网中,自己无法冲破于是只好随波逐流,想以此博得体系和秩序的青睐,这不能不说也是国人之悲哀。处在信息社会中,也许很多人畏惧创新,尤其是网络如此普及,随便搜索一下应有尽有。但是应该看到,即便是搜索时代同样也创造了更多的创新机遇,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创新的契机似乎更可以从“发现”中去获取。当大数据呈现的时候,你会发现精确性不再那么神圣,因果关系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相关联系。你会发现技术层面的问题似乎早已具备,缺少的是模式和方法的变革,更进一步说是缺少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的统率。
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也许是创新所激发的思维发散性原因,许许多多的浮想联翩而来。想到了自己的书自己的论文自己的专业,也想到了过往经历中的许多人和事。还想写下去的时候感觉再继续啰嗦下去,渐渐又会陷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陷阱,使文章稍有的一点创新也被冲淡。为了创新的精神,也为了使这篇文章不至于不忍卒读,收回信马由缰的思路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