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对于一个特定的科研人员而言，在依附于其它研究者（如导师）时期，对于文献的选择是被动的；而在刚开始独立进行研究时，对于文献的选择往往是限定性的。只有在有相当丰富（如长期）的科研经验以后，才开始在广义上使用科技文献。

       浏览期刊上某个固定作者（一般是选学科的著名作者）论文的参考文献，可以发现一个定式：1）早期的参考文献（博士毕业不久）着重于当前著名学者的文献，也可能包含经典作者的文献；基本上是时序式的引用。2）在中期的参考文献着重于同行文献或实验类文献，基本上是近期文献。3）在晚期的参考文献着重于学派代表性文献，其年度跨度很大，学科跨度也很大。

       与此相应的，就读者群而言，对于该作者的论文评价：早期文献中规中矩，但是平淡；中期文献即时性强，文献寿命很短；晚期文献海阔天高，难于简单评价，读者也知道这代表该作者的核心认识，但是读者一般难于有共鸣。

       由于以上原因，对于一个学科内被认为有名气的作者，他的高引论文一般的是他在科研中期的研究论文，而他在晚期的核心论文反而很少被引用。

       换句话说，对于大多数的科学家，他的论文中被高引的论文一般的是他在研究中期的即时性论文，而不是作者的学术代表性论文。

       在近几十年，由于期刊对于论文长度的限定、对于论文论题的限定，即便是对于著名学者，晚期类的论文（长篇，或论题杂散，一般不具有即时性）也难于发表。

       因此，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在膜拜某个著名学者的同时，基本上难于读到（读全）他晚期的核心性论文。这就为这样一个假想的结论留下了空间：这个学者在晚期基本上落后了（或是不做研究了）。

       这个意识是普遍性的。后果为何呢？

       一般而言，著名作者的晚期论文实质上是对自身科研的反思和总结，同时也是对学科当前理论现状的批判或是建设性意见。这类论文的学术价值很高，但是没有即时性，为一般读者不喜爱。实际上极难读到。

       由此就有结论：大多数读者并不关心（或实质上无法了解）前人对于本学基本问题的深入剖析和批判，也基本上不关心（或实质上接触不到）前人对于本学科基本理论（或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从而，学术传承表现出明显的间断性。

       由于这类间断性，对于学科内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在期刊论文上的表现是：1）低水平上的重复性（或泛化）；2）学科圈的不断狭窄性；3）巨量的、同类错误的周期性出现。

曾经有情报学者（前苏联）的研究指出：1）在当前期刊上，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论题，基本上是最没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论题（或是还没有形成）；2），在当前期刊上，一旦一个基本的学科论题已被解决（在特定时代意义上），与之相关的论文数量最少；3）就期刊所有论文看，难于解决的基本学科基础理论问题方面的论文基本不出现（可能在某个较早时期有少量几篇）；4）就过刊而言，具有重大学科基本理论价值的论文，发表在本学科期刊上的大概为1/3，发表在相关学科期刊上的大概为1/3，而发表在几乎无关学科期刊上的大概也为1/3；5）从而结论是，对于大多数学科，具有重大基础理论价值的论文大多数是发表在几乎与本学科无关的期刊上。

       因此，情报学家认为，期刊论文的数量作为基本度量给出的是当前学科着重想解决的问题；而对于学科进展起关键性作用的理论创新性论文，基本上无法用论文数量来度量，或是论文出现的期刊类别来度量。

       对于创新性论文，和对于学科有重大价值的论文，基本上没有可以使用的文献度量量。从而，只能借助于主观（实际阅读）评价。而如何选择主观评价则几乎没有可供选择的原则（学科内专家趋向于排斥，学科外专家难于评判）。

       在今天，面对海量的文献，我们依旧面对创新难，也难于读到创新性文献，更是难于识别可靠的创新性文献的基本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