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术研究中的“论域”问题

段小虎

摘要： 图书馆学科“论域”，是学科共同体成员认识活动和表达活动的特定领域。在学术研究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论域缺失、论域不明、论域逻辑关系混乱等现象，破坏了学科知识体系的科学构建、加大了学科共同体内部的认识分歧、损害了学科的合法性基础。要在尊重学科发展“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明确学科“论域”的前置条件和逻辑边界、重视“论域”运用的同一性规则、规范学科“论域”之间的关系模式，在学科“论域”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其不变的“独特存在”。注释5。参考文献23.

关键词： 图书馆学科 论域 逻辑边界

分类号： G250

原载：图书馆论坛，2013(6)：26-32

 

"Domain" Problems of Library Academic Research

Duan Xiaohu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domain" in Library subject, is a specific areas in which members in this subject community get to know and express the subject activities.  In the practice of academic research, there are some widespread phenomena -- lack of domain, unclear  domain and domain logic relationship confusion, such as  destro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 -- have intensified the cognitive dissonance within the science community, and damaged the legitimacy  foundation of the subject. We should respect the subject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logic", define its precondition of "domain" and logical boundary, pay  attention to the "domain" using the identity rules,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mode of subject "domain", and master its constant "unique existence" in the "domain"  development . annotation 5. reference 23

Keywords: library subject; domain;logical boundary

Classification number: G250 

在学术研究中，“论域”是指学科共同体成员认识活动和表达活动的具体范围，其构成要件包括：表征范围的前置条件、论题集合的逻辑边界和论域的同一性规则。就内在结构而言，“论域”是由若干个“论题”构成的，每个“论题”也可以被看做有相对独立边界的“子域”，“子域”之间分别形成一般关系、依赖关系和组合关系。“论域”以及“论域”的前置条件、逻辑边界、同一性规则，在图书馆学术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研究中论域缺失、论域不明、论域逻辑关系混乱等，会严重破坏学科的知识体系、损害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本文将从图书馆学科”论域”的历史演变、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论域”“陷阱”、学科合法性的“论域”基础和学科“论域”的“客观知识本体论转向”等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1学科论域的历史演变

考察图书馆学科知识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发现，200多年来它先后形成了三种知识体系：“经验知识体系”、“理论知识体系”、“学科价值体系”【1】。学科知识体系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首先表现为学科“论域”的变化。

1.1实用主义哲学主导的“经验知识体系”构建

1807 年，当马丁·施莱廷格首次提出“图书馆学”时，图书馆“立学”的知识基础，仅仅是一些以“藏书整理”为核心、以职业技能为内容的“经验知识”。这种“经验知识”后经艾伯特、莫尔贝希、爱德华兹、杜威等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管理为中心，以藏书建设、分类编目、典藏保护和读者服务为基本内容的“经验知识体系”。尽管从（藏书）“整理”到（图书馆）“管理”，学科研究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论域”则被限定在特定的知识形态和实用主义哲学认识论、方法论之内。

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实用主义，是在对传统哲学批判和反思中形成的一个现代哲学派别。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传统哲学在认识问题上的主客二元对立以及在知识的考察中，专注于追求“原始的东西”、“抽象的原则”、“封闭的理论体系”，完全割裂了知识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知识既包括理论知识，也包括实践知识，而实践知识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它并不依赖理论知识的存在而存在【2】。这些理论观点，彻底颠覆了传统认识论关于理论知识至高无上的观念，使实践知识回归到认识论的范畴。可以说，实用主义的这种认识论实践转向，为图书馆实践性的“经验知识”立学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在方法论方面，“经验图书馆学”集大成者麦威尔·杜威从其坚定的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对图书馆学科“论域”从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作了基本界定。杜威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表示：不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而只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来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他强调：“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内，无论在任何问题上，哲学上理论的正确性都让位给实际的应用。【3】”杜威的理论，为图书馆学奠定了具有浓厚经验主义色彩的知识传统。

1.2社会学视角下的“理论知识体系”构建。

19世纪末，尽管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以代议制民主、政党政治和公民自由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但工业化、都市化迅猛发展，也带来了多新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世界上第一个“将社会作为整体对象来研究的”社会学系在芝加哥大学诞生并形成著名的“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成立后，受“芝加哥学派”影响的学者，对以杜威为代表的“经验图书馆学”专注于具体业务、技术规范表示强烈不满。在他们看来，图书馆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要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图书馆问题。巴特勒的“社会装置说“，提出要“将高度理性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研究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出发点或基础”【4】：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尝试从社会整体认识出发，以建立“一种研究知识与社会活动相互影响的知识总体【5】”；布鲁克斯的“知识地图”和“体外大脑” 【6】，在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了客观知识分析、组织、传播和利用的理论框架……。这些新的理论探索，为图书馆学知识重构和学科“论域”变化抛下了“定向之锚”。

首先，学科性质发生变化。图书馆学原本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验性学科”，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内部管理提供具体原则、操作模式和技术方案。但是，当图书馆被当做一个社会机构时，其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作用、规律等基本问题，就需要通过理论研究方式（预测和规律解释）进行探索，理论的系统建构，完全突破了“经验性学科”的逻辑边界，彻底改变了传统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

其次，学科研究对象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封闭的知识系统，图书馆“经验知识”主要着眼于内部的“管理”问题，其论题或“子域”也是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具体问题。当图书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时，两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也就成为学术重点考察的对象，“文献”、“信息”、“知识”的组织问题、管理问题、传播问题、交流问题、价值问题、伦理问题、制度问题等，极大地拓展了学科“论域”，学科研究对象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向。

第三，学科哲学基础发生变化。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图书馆“经验知识”，始终以实际效果作为学科研究价值判断的基本准则。尽管图书馆“理论知识”没有完全割裂与实用主义的联系，但认识多元、方法多元、价值多元，彻底改变了实用主义哲学在学科知识构建中的统治地位。

1.3信息服务格局变化中的“学科价值辩护”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发展到了一个全新阶段，信息商品化、市场化趋势使社会信息服务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图书馆学初步构建起自身的“经验知识体系”、“理论知识体系”，但技术决定论者提出的图书馆消亡论、商业化论，迫使学术界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科的社会价值进行新的评估。由一系列价值命题研究成果构成的学科价值体系，与经验知识、理论知识共同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学科知识格局，再次改变了学科“论域”和学科“逻辑边界”。

首先，经验知识、理论知识、学科价值 “三分天下”的学科知识格局，既没有继承实用主义在“应用知识”构建时期确立的知识传统，也没有延续实证主义在理论知识构建时期宣称的哲学立场。实证主义一贯主张科学研究不应受到主观的、伦理的、道德的和价值的影响，而20世纪末以来，为了建立与社会形态发展相适应的图书馆结构功能体系，图书馆、图书馆学科的社会价值研究，恰恰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其次，解构主义思潮对当代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反传统、反基础、反中心为主要特征的解构主义，是20世纪中期形成的一个现代哲学思潮。受解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图书馆学研究中也出现了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解构传统知识、挑战学术权威、构建创新理论的激情，严重消解对学科“论域”的理性把握，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论域缺失、论域不明等现象，给学科研究特别是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制造了大量论域“陷阱”。

2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论域“陷阱”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图书馆学术界在学科知识体系、研究对象、核心能力、学科面向等重大理论问题上分歧日益加剧。这固然有信息技术发展、信息服务格局变化和后现代主义多元价值取向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重要的内因则是没有解决好学术研究中的“论域”问题，无处不在的论域“陷阱”导致学科共同体成员认识的严重分歧，被称为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的“知识论”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知识”作为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或研究对象，主要有三个理论渊源：谢拉的“社会认识论”、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世界”和布鲁克斯的“知识基础论”。在本土化改造过程中，国内学者又提出了几个“论域”不同的“中心概念”如：知识组织、知识集合，知识管理，知识资源，知识传播，知识交流、知识服务等，这些概念及其学说在继承和发展图书情报学传统“知识论”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建立学科规范和统一的“概念体系”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论域的前置条件和学科的逻辑边界。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具体学科的任务则是对特定领域——有特定条件和特定边界问题的求解。科学发展历史表明，凡是那些获得巨大成就的经典学术著作，其论域都有明确的前置条件和清晰的逻辑边界。例如：德国经济学家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一书，就为其“论域” 设定了三个前提条件——运费指向论、劳动费指向论和集聚指向论，最终奠定了他“工业区位论”开山鼻祖的地位。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也对“客观知识”做出了严格的界定——客观性①、自主性②、进化性③。

在当代知识论的视野中，知识按照不同标准被分为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明确知识与默会知识、个人知识与社会知识、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狭义知识与广义知识等。但以“知识”为论域的国内图书情报学“知识论”研究，却始终未对该“论域”的前置条件和逻辑边界作过系统规范，导致在同一时期的专业学术期刊中，知识就有了“馆藏知识”【7】“文献分类的知识”【8】、“公共知识”【9】、文献群中的知识单元【10】、“社会知识”【11】等不同的解读，学术观点严重分歧也就难以避免。

其次，重视“论域”运用的同一性规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违反论域同一性规则的现象非常普遍。譬如，有人将国家关系理论直接移植到区域经济关系的分析中，有人将三维空间理论径直套用到对二维空间问题的探讨，这种张冠李戴现象与研究者不重视“论域”运用规则有着密切联系。词语中的“论域”有两种结构形式：第一种是“X+论域”，其解释模式是，修饰限制成分+论域，如马（论域）——母马、血汗马、千里马、河曲马、伊犁马等；第二种是“论域+X”, 其解释模式是，论域+修饰限制成分，如马（论域）——马驹、马踢、马尾。西方图书情报学“知识论”以知识为“论域”的表述通常采取第一种结构形式：谢拉的“社会认识论”（也称“社会知识论”）是在把知识分为“个人知识”与“社会知识”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后者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也是在“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探索“客观知识世界”的自主性问题；至于布鲁克斯“知识基础论”中的“知识”，则完全是“客观知识”的同义词。

相比而言，国内“知识论”流派普遍采用“论域+X”的结构形式，尽管这种结构形式突出了一个具体“视点”，但很容易导致“论域”同“参照体”或“限制成分”的混淆。例如，在“马驹”、“马戏”、“马前卒”这三个词语中，第一个“马”是“马驹”的论域，第二个“马”是论域“戏”的限制成分，第三个“马”是论域“卒”的参照体。尽管“马”在三个词语中的位置相同，但“马”并非三个复合词语的共同论域。可见，同一语素所构成的词语,往往由于这一语素是参照体还是论域的区别,其含义是大不相同的,解释方式也是不同的【12】。当图书情报学文献中出现了诸如知识组织、知识集合，知识管理，知识资源，知识传播，知识交流、知识服务等概念时，“知识”究竟是一个“论域”还是一个限制成分或一个参照体，常常会产生歧义。如“知识资源”这个概念，其“论域”可以是“知识”，也可以是“资源”，当“论域”是“知识”时，“资源”是它的参照体，可以解释为“被当做资源来看待的知识”；当其“论域”是“资源”时，“知识”是一个限制成分，可以解释为“具有知识属性的资源”。按照柯平的解释：“知识资源也就是与知识有关的所有资源,包括知识、知识人(知识的生产者和利用者)、知识工具(生产和利用知识的设备、设施、知识库等)、知识活动(知识生产、流通、分配和使用的过程、方法、成本、条件等)四个要素”。【13】然而，即便是柯平已经做出了明确解释，但还是有学者将这种以“资源”为论域的“知识资源论”纳入到图书情报学“知识论流派”【14】，语义场的混乱可见一斑。

3学科合法性的“论域”基础

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学科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体制化保障，而学科的划分，实质上就是对学科“论域”的界定。如果一门学科没有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没有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或“研究传统”，那么这门学科也就丧失了存在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其合法性必然会受到质疑。

3.1学科之间的“关系模式”

就理论模型而言，图书馆学科“论域”与其他学科“论域”之间有三种基本“关系模式”：子集关系、并集关系和交集关系。其中交集关系是学科“论域”划界中最复杂的“关系模式”，只有厘清了这种关系，才能对图书馆学术活动和实践活动范围做出合理的界定。

图书馆学科“论域”与其他学科“论域”之间的交集关系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图书馆学科将其他学科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纳入或应用到自身新的研究任务之中，从而形成一种以图书馆学研究者主导的、以图书馆学知识构建为目的的跨学科研究模式，如“读者心理学”、“图书馆经济学”等；二是图书馆学科与其他学科调适各自的研究途径，在各自领域的框架内对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联合攻关，从而形成一种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共同协作开展的、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多学科合作研究模式，这也是通常所谓的“学科交叉”研究模式。

对图书馆学科“论域”中存在的两种“交集关系”，需要区别对待。首先，学科或学科“论域”的界分，必须以知识界的共识为基础，图书馆学科单方面不受节制地扩展学科“论域”或学科知识体系，很难得到其他学科的认同；其次，对于“套用其他学科的一般原理、特定的概念框架、植入其他学科的专属方法论”【 15】的研究，严格地说不能纳入图书馆学科“论域”，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基本原理、特定概念和专属方法，都不能与学科本身相分离，更不能移花接木到其他学科之中；第三，按照图书馆XX学或XX图书馆学这样的“论域”扩张逻辑，有了“图书馆经济学”，自然也就应该有“图书馆政治学”、“图书馆哲学”、“图书馆社会学”、“图书馆统计学”、“图书馆法学”、“图书馆伦理学” 、“图书馆教育学”等等一系列分支学科，如此推演下去，一个无所不包的学科，就什么学科都不是了，至少它不是一门具有合法性的学科。

3.2学科发展的“历史逻辑”

    学科发展内在的“历史逻辑”—— 学科的“历史内涵”和“知识传统”，对学科“论域”以及“论域”变化具有一种“自然的”规范力量，其作用是保持学科发展或“论域”变化的逻辑一贯性，控制学科发展方向、规模和节奏。但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在以反传统、反基础、反中心为主要特征的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学科的历史内涵和知识传统不断被解构，“创造性破坏”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原本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来的一个经济学概念，其要义是指企业家通过打破原有市场均衡——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以制造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16】。在熊彼特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特征和成功的主要原因，但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于其自身的规模④。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技术变化所引发的市场上“创造性破坏”，也反映到社会关系领域——传统价值与社会规范不仅受到技术变化的压力，而且也受到极端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挑战……。顺应信息社会环境下学科价值与规范的重建要求、应对社会信息服务格局变化，成为图书馆学术研究中“创造性破坏”的两大推手。尽管“创造性破坏”拓展了学科研究领域、深化了学科研究内容、也纠正了过度专业化所产生的学科惰性。但是突破了学科发展“历史逻辑”限制的“创造性破坏”，也“在走马灯似的‘新理论’构建图景中”【17】，破坏了图书馆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模式”，加大了学术共同体在重大理论和价值观念上的分歧，产生出大量与学科论域无关的冗余数据，对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构成了严重威胁……。很显然，如果图书馆学科无视自身的“历史内涵”和“知识传统”，不能在历史与现实给定的价值框架内规范发展，那么无限扩张的学科论域、学科知识体系最终将使图书馆学被自己诸多的创造所毁灭——图书馆学的创造性与毁灭性完全可以是同源的。

4学科“论域”的“客观知识本体论转向”

在图书馆学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学科“论域”一直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网络技术发展和社会信息服务格局挑战的压力下，一系列新的时代主题和多视角、跨学科研究模式，不断突破“论域”变化的“历史逻辑”。为了应对“论域”非理性扩张导致的学科合法性危机，学术界开始探讨图书馆“核心价值”、“核心能力”和学科“对象”、“理论基础”等问题，希望以此规范学科的“逻辑边界”、把握学科变化中的不变性。遗憾的是，这些旨在达成理论共识的研究，并没有产生能统领学科发展的“大成之作”。

以蒋永福、王子舟、熊伟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摈弃了以往“对象”研究中的单极思维方式（单纯的客体性思维和单纯的主体性思维），开始从“本体论”视角出发，以关系思维方式探究学科的“对象结构”。

以“客观知识”为逻辑起点，蒋永福先后提出了两种图书馆学科“对象结构”。一是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学的对象呈现为一种结构: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本体论对象,客观知识的主观化是图书馆学的认识论对象,客观知识的组织是图书馆学的方法论对象。这3方面的整合构成图书馆学对象的完整结构”。【18】在2003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蒋永福提出了“KLM说”，认为“在客观知识(K)、图书馆(L)与人(M)之间历史地也是必然地构成了一种特定的关系结构。……必须把客观知识、图书馆、人这三者同时放在相互作用的‘场’(field)之内,才能构成完整的图书馆学对象”。【19】

蒋永福首倡在“关系范畴“中探索学科“对象结构”，是研究方法或思维方式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不过，第一种“对象结构”与第二种“对象结构”的差异，表明作者还没有为其“客观知识论”建立标准化的概念体系，“论域”规则的运用也不够规范。例如：波普尔的“客观知识”——按照波普尔的说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⑤。虽然“KLM说” 明确提出，“接受了卡尔·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但是在具体的理论构建中，蒋永福先生的“客观知识”，既是本体论对象、认识论对象，也是方法论对象。尽管这可以理解为对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但变更“论域”的前置条件，应该给予明确说明。

王子舟的“知识集合论”也是以客观知识为逻辑起点。沿着客观知识→组织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关系这条逻辑主线，王子舟先生为图书馆学科划定了一个以客观知识为论域，以“知识集合”为“支点” 的、多层次的、立体的研究范畴【20】。

“知识集合论”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它在明确学科“论域”的前置条件和学科“逻辑边界”的基础上，为学科划界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标准。王子舟认为：“引进其他学科或方法,如果不研究知识集合,不解决知识集合的问题,那就不应属于图书馆学内容”。按照这个划界标准，“图书馆建筑学、图书馆美学、图书馆环境学、图书馆统计学(工作量统计)、图书馆管理学(人事管理)等等。其实这些皆非图书馆学”【21】。

青年学者熊伟从“广义本体论”的认识视角和“社会知识记忆”的解释视角出发，利用“核心论域”这个工具性概念，对图书馆“基本使命始终不变的‘独特存在’”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在熊伟看来，“核心论域”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共同关注的、有自己独特性的‘研究对象集合’”。它是由背景——“社会形态”、主体——“人类”、中介——“永久记忆社会机制”和客体——“客观知识精华”四个相对变量构成的稳定的“有机系统”。其“基本结构关系”可以具体表述为: “人类永久记忆客观知识精华的社会机制”【22-23】。

在“图书馆广义本体论”所构建的学科“对象结构”理论框架中，不仅有谢拉“社会认识论”、巴特勒“社会装置说”的理论渊源，而且也继承了蒋永福、王子舟等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尊重与理论包容，“图书馆广义本体论”能在看似对立的诸多学说中把握统一的“对象集合”，为最终形成一个融贯的、逻辑的、必然的一般观念系统奠定了良好基础。另外，对“核心论域”这个工具性概念的自觉运用，也使“图书馆广义本体论”所探讨的图书馆存在及运动基本规律，始终有比较清晰的逻辑边界，这使“图书馆广义本体运动的独特性探索”有了更加充分的说服力。最后，“广义本体论”对学科变化中的不变性把握，对于构建逻辑一贯性、论域同一性的学科“标准化概念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5结语

在当今知识社会中，祈望为图书馆学科“论域”划定一个僵硬的、绝对的逻辑边界，显然不现实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学科不需要有一个相对确定的、可以用理性语言描述的逻辑边界，把握学科“论域”变化中的不变性，就是规范学科“论域”的基本方法。以客观知识为例，尽管记载客观知识的载体发生了由岩壁、器物到甲骨、简帛、纸张、光盘、磁盘等演变，其内容也历经了由迷信、神话为主到科学知识为主的变化，但客观知识的社会记忆功能以及客观性、自主性、进化性等基本属性却始终未变。因此，在图书馆学科“论域”不断变化中把握其不变的“历史内涵”和“逻辑边界”，对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有效对话、为学科划界提供统一标准、把握学科的“独特存在”、界定学术活动范围和限度、构建学科“标准化的概念体系”、维护学科合法性基础，无疑有着重大意义。

 

注释

①波普尔认为,“世界3”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探索自然过程的精神和文化成果,这种精神和文化成果已经从人类的主观意识状态固化为语言文字、图书资料、音像作品等知识实体。它可以离开认识主体而独立存在,就象书可以没有读者而同样存在一样，鸟巢没有鸟仍然是鸟巢，它们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参见:波普尔.客观知识[M].舒炜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2-270）

②客观知识的自主性意味着，世界3有自己的发展历史、规律、性格和命运等存在方式,同时这种自主性也表现为客观知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客观知识的自主演化没有预定目标,也不依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参见：尧新瑜,刘融斌.解读波普尔客观知识理论的本质与特性[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3:55-59）

③客观知识(世界3 )的诞生和发展是从问题开始,引发各种竞争性的理论。然后,人们将对这些竞争性的理论进行经验和实验的不断试错和反驳,最后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逻辑淘汰其中竞争力弱的理论或假设。类似于进化论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参见:段小虎. 图书情报学知识论研究——当前困境与未来趋向[J].图书馆杂志,2009（2）：2-6)

④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美国引领的“新经济”浪潮将全球引向了一场大规模“创造性破坏”实验。在“新经济”两大驱动力——科技革命与金融革命共同推动下，以套利为目的的投机性、虚拟性经济迅速膨胀，最终导致“全球性金融风暴”，部分验证了熊彼特的理论预设。

⑤ 波普尔在《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一文中强调：传统的知识观是在认识主体的立场上如“我知道”、“我在想”等世界2范畴内研究知识和思想,而“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是没有认识者的知识,它是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 （参见:波普尔著，纪树立编译，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30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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