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评审制度被诟病由来已久，评审黑幕、论文垃圾、学术泡沫，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和职称评审制度有关系。书教得再好，只要没有论文，大学老师也难评副教授、教授；手术做得好的医生不一定职称高，职称高的医生手术未必做得好，医生们自己都说，看病最好是找副主任医师。这些怪现象的背后，也是职称评定规则的不合理。

作为一项事关人才管理、评价和资源分配的人事制度，现行职称制度对于发展和稳定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调动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性，发挥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也说明，这项制度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形势，尤其是不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客观而言，职称评审制度改革难度很大，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先试点，再推广。可喜的是，有些改革先行者已经在行动了。今天，我们特别关注湖北高校和中关村示范区的职称评审改革，虽然分属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改革路径也不相同，但都在试图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职称评价体系，让真正有能力、有才学的年轻人脱颖而出。

这才是改革应有的思路，不搞“一刀切”，各个行业、各个单位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最可行的改革路径。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的老师雷丹怎么也没想到，评上副教授的梦想那么顺利就实现了。

2008年评上讲师后，雷丹暗暗朝着副教授的目标努力。学生期末评教，她连续5年以96分以上的成绩位居青年教师前列，“很累但觉得很充实”。

然而，面对高校“唯论文论”的评价指挥棒，雷丹也很无奈：“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总是有限，讲好一堂课得花很多心思备课，用在课题、写论文上的精力就少了，想要两头抓很难。”

几年来，尽管也申报了两项课题，发表了几篇论文，但和参与竞争的同事比起来，雷丹总觉得矮了一截。

湖北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改革点燃了雷丹的希望。

2014年年底，湖北省首次在省内高校推行职称分类评审，构建多元化复合型评价体系，把教师分为教学为主、科研为主、教学科研并重、社会服务与推广4种类型，新评审标准对教师的评价不再“唯论文论”，潜心教学、科研推广做得好的，也同样可以评上教授。

新评审政策出台后，雷丹申报以教学为主型的副教授，提前圆了梦。

教得好评职称压力减轻不少

湖北大学的赵柏树老师连续10个学期教学质量考核优秀，连续多年被评为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当了17年副教授的他，此次申报以教学为主型教授，顺利通过评审。

湖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说，针对高校教师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现象，新的分类评审中，对以教学为主型教师，重点考察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的成绩，其目的就是要“注重教学实绩，引导一线教师强化教学”。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周光礼教授介绍，目前，国内多数高校的教师岗位主要分为三类：教学科研岗位教师、专任教学岗位教师和专任科研岗位教师。但在教师聘任上，每类岗位的考核标准并无明显差异。而科学研究在高校也越来越受重视，发表高水平论文、出版专著、国家级科研项目、省部级以上奖励等都是其主要考核指标。

多年来，职称评审指挥棒使得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成为痼疾，“教学是良心活儿，但更重要的是科研”的论调由此在国内高校兴盛一时。

“讲好一门课能折算成几篇论文？”“科研是自留地，教学是公家田。”“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2014年年末，四川大学教师周鼎《自白书》中激烈的言辞更是戳中了高校教师痛点。

一手是教学、一手是科研，高校不断长高的“职称墙”让很多老师感觉分身乏术，一些教师选择只种“自留地”，而科研教学两手抓则让人身心俱疲。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老师周敏连续5年被学生评为校十大优秀教师之一。

站了10年讲台，学生给周敏取了不少昵称，“女神老师”被叫得最多。在学生印象中，瘦弱的周敏上起课来总是神采奕奕，眼里放光，学生不敢开小差，只能认认真真听课。

2009年拿到讲师证后，周敏对照湖北省副教授评审条件暗暗准备，紧盯教学、科研、论文。5年来，她紧绷着弦，不敢松懈。熬夜备课、申报课题、写论文已是常态，浓浓的黑眼圈常让学生误以为她是化了烟熏妆。

周敏坦言，教学是个良心活儿，但是两手抓的确让人身心俱疲，省里的改革是一种解放，“教得好评职称压力减轻不少”。

再也不用一边跑企业一边想着跟论文的关系了

在现行的高校、科研院所评价体系中，科研人员要评职称，求晋升，只需要将心思放在提高科研论文水平和申请课题上，没有动力关心成果推广这一环节，由此催生技术成果躺在抽屉里睡大觉、科研成果与企业应用之间“两张皮”的现象。

湖北省此次改革对于类似的批评给予了最好的回应。

此次专门设立的“社会服务与推广型教授”，突出考察其科研项目成果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强化高校教师队伍服务经济社会导向，对科研论文数量要求均大幅降低，如“科研成果转化后形成的产值、利润和经济效益突出，达300万元以上”，也能作为申评教授的依据。

武汉轻工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的陈新成为湖北省6名首批社会服务与推广型教授之一。

2005年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博士毕业后，陈新到武汉轻工大学任教至今。工作前几年，陈新的重心放在科研论文上，在国际期刊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收录研究论文6篇，申报或授权专利5项。见同事都在做成果推广，陈新也跟着做。

陈新坦承，刚开始思路转不过来，很痛苦，“企业里有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是只会写文章、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吃了不少闭门羹”。

陈新做的第一个服务推广项目是帮一家化妆品企业提炼一种美白成分，这种成分只有国外才能生产。陈新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中药材密蒙花中提取这种成分，大大降低成本，“推广工作让科学研究一下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

去年，陈新和湖北一家公司合作，从米糠中提炼出多糖活性物质，并开发出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保健产品。陈新全国各地到处跑，忙着给米糠多糖配生产线，目前设备已经安装到位，今年5月开始投产。

陈新说，自己通过教授评审的消息传出，也给同事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少了后顾之忧，再也不用一边跑企业一边想着跟论文的关系了”。

高教改革必须接地气

作为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的余林多次获得教学质量表彰，课程评分连续多年在92分以上。余林尽管承担了省级科研项目、省级教改项目，还在核心期刊发表了五六篇论文，但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新规定出台后，余林申报以教学为主型的副教授。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申报，就一次通过了。

分类职称评审新规定，对教师的评价不再唯论文，潜心教学、科研推广做得好的，也同样可以评上教授。教师根据自身实际可扬长避短，选择最适合类型增加申报成功几率。

“每个老师的职业生涯规划都不一样，偏重不同，评审新规定将标准细化，让更多老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余林说。

在此前召开的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会议上，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指出，完善教师分类评价体系，旨在“为广大教师树立特色鲜明的职业导向”。

强烈的数字比例在高校校园产生了巨大了冲击波。

即使看到湖北省教育厅一份报告上显示教学为主型教授在此次评审通过比例中超过20%，赵柏树依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前他获得的一些消息说，自己是寥寥无几通过的“教学为主型教授”，“如果真是寥寥无几，它不足以解决高校目前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的大力度才能产生导向性。”

在刚刚完成的湖北省省内高校高级任职资格评审结果公示中，2014年湖北评审通过高级职称1065人，其中本科高校教学为主型通过227人。

在武汉大学教育学教授胥青山看来，湖北省分类评审在全国开创先例，在政策上对全省高校引导，有助于纠正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过程中过多看重科研而忽视教学，最终忽视人才培养的不良倾向。

“有的高校以科研为主，比如985、211高校；也有的高校科研教学并重，也有的高校以人才培养为主。不同类型的高校，教师工作的侧重各不同。高校教师职称分类评审符合高校的实际。”胥青山说，“应该为这样接地气的政策点赞。”

华中地区某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则表示，湖北分类评审政策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要真正治愈“重科研轻教学”“重论文轻转化（成果转化）”的顽疾，还需要更完善的政策体系引导和加大监督力度。

这位教授分析，目前的“高水平”论文数和重大课题数依然是国家层面对学校一级的经费划拨、考核考评的标准，大的导向不变，学校就会在教师评审中设置门槛，“好政策惠及教师推动改革的力度就会大打折扣”。（原标题：教师实行分级评审，试图扭转“重科研轻教学”局面 湖北职称评审开啃“唯论文论”硬骨头）

 

赵柏树：17年副教授终转正

实习生 韩天伟 本报记者 雷宇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2月09日 04 版）

作为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的一名老教师，赵柏树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就在上个月，他再次高票当选“学子心中的魅力教师”。

日前，在湖北省首次在省内高校推行的职称分类评审中，当了17年副教授的赵柏树，终于“转正”——获评为教学为主型教授。

赵柏树主要担任《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原本枯燥难懂的内容，在他的讲解下也都变得简洁清晰，从不点名却堂堂爆满。因为怕漏掉了某个知识点，学生们更是抢着去占前排的座位。

他的“复古讲堂”更是鼎鼎大名：不点名，不用教案，PPT也几乎被闲置。一边讲课，一边板书，课上完了，黑板也基本看不到空地儿了。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每每在备课时，赵柏树都会翻阅大量的书籍、资料，力求每一个知识点都准确无误，年轻的时候，他经常呆在实验室，整宿整宿不睡觉，“就为了把一个问题弄清楚”。

多年的知识储备，让赵柏树对于教学早已烂熟于心，走到哪儿，哪儿便是课堂。

早些年，由于学院年轻教师读博深造，师资不足，赵柏树一人承担了200多名学生的《模拟电路》理论教学和实验指导工作。重复上课，工作量陡然增大，每每讲到重点，他总是会清清嗓子，搞突然袭击，对每个学生的掌握程度进行测试。

“一个学生在学校里只是万分之一，但对于家庭来说则是百分之百，我要对每一个学生负责。”赵柏树说，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有着很大的期待，做老师的，要对得起这份期待。

院系调整之前，赵柏树在江汉大学做过系主任，调入湖北大学后也曾当过副院长。再加上论文不少，以赵柏树的资历，早已具备成为教授的资格，他却迟迟没有参评，此次湖北省首次推行职称分类评审，在众多同事和学生的鼓动下他才决定申报。

“转正”的消息一出来，最高兴的还是他的学生们，在学生眼中，“教授”这个职称对于赵柏树来说，“是来得太迟的肯定”。

在教学路上建立的师生情，一直是赵柏树的骄傲。

大三的小谢是班上的尖子生，大二时因为生病住院，落下了一个多月的课程。后来，赵柏树利用课余时间，专门为她补了三四次课，期末考试时，小谢取得了全班第二的优异成绩。

第二学期一开学，小谢装了整整两个蛇皮袋的小白菜送来，为了保鲜，还留着根和土。“这些菜我整整吃了半个月，比任何其他物质上的东西都更让我的心灵受到震撼。”赵柏树说。

在高强度的教学下，去年6月，临近期末，赵柏树身体不适，医生要求他立刻住院，他还是上完了最后一堂课才去的医院。就在上车之时，有学生追上来，送了一张贴满爱心贴纸的展板，上面满是学生的祝福。

在湖北大学，每年教学质量考核优秀的教师限定为30%，赵柏树连续10个学期都是“优秀”。《湖北大学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2013)》则显示，他主讲的两门课程，被毕业生评价为“最有帮助课程”。

湖北省教育厅教师管理处副处长赵耿调阅过赵柏树所有的档案资料：在他的随机调查中，所有受访学生都给赵老师“最好老师”的评价：“赵老师通过教学为主型教授评审，实至名归，也能给长期潜心教学的一线教师以鼓舞。”

对赵柏树来说，转正固然让人欣喜，可“最重要的还是把学生教好”。

 

一位教授的沉思：

用科研敷衍教学比学术腐败更可怕

本报记者 雷宇 实习生 韩天伟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2月09日 04 版）

相较今天大学校园里的“青椒”（青年教师），50多岁的张牧（化名）老师坦承自己是一个“异数”。

张牧说，自己房子早就分过，家里经济无忧，评不评正教授不是太重要，但是“青椒”们背负的太多。

走过近20年副教授的漫漫长路，这位刚刚通过湖北省首批“教学为主型”教授评审的老师没有太多的激动，他更愿意大声疾呼：大学的首要任务便是育人，用科研去敷衍教学，比学术腐败更可怕，“不改革，受害的是新一代的大学生，毁掉的是国家的希望”。

在他看来，当前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从精英教育转到大众教育，一批学生在本科阶段没有好好学习，而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师没有好好教。

一个现实的案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一个班里某一课程考试成绩不到30分的有7个，60分以下的占了一半，尽管也有5人的卷面上是90多分，但是，在这组简单的数据背后，“一些人基本上没有学东西”。

张牧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在他的印象中，当年考试时，老师总要出一两个题为难学生，“卡一卡，叫爬坡”。而近年来，张牧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担心：出题时总在想这些题目要是学生都不会做怎么办呢？

张牧至今记得，自己当年上大学时学习高等数学，同学们把书上的题目做完，还要找来参考书，再做上千道题。“现在很多同学书上的能做到1/3就了不起了，这会有质量吗？”

这些年，张牧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工资比建筑工地的民工差一大截：“市场是最现实的衡量标准，我们的‘产品’出问题了。”

张牧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如今社会各行业的中坚力量，但是当年刚上大学时，有的人甚至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基础比现在的高中毕业生差远了。“为什么成长那么快？除了智力水平都不错，关键是在大学里争分夺秒的学习，有好的老师在用心用情引导。”

张牧认为，今天的现实，不是一个老师就能改变的，需要所有的老师一起努力，尤其低年级的老师，“大学的习惯没有搞好，大学的基础没有打好，他就荒芜了”。

然而，在张牧的观察中，与自己当年读书时老师们全身心投入教学截然不同，今天的一些老师精力可能80%用在科研上了，20%在教学上，“年轻老师的主要精力是写论文做课题，资深的老师要成为学校的旗帜出去拉课题拉项目。”

一次听一位老师讲课的经历让他记忆犹新：这位老师把两句话可以描述清楚的点用了十句话描述。“我一个教授都被绕晕了，学生怎么可能听得懂？这就是教学的艺术，当然要有天赋，但更要时间精力的投入，要积累和积淀。”

看过四川大学周鼎老师的《自白书》，张牧满是忧心，但对“青椒”也充满同情。

张牧介绍，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每个不同的级别之间都相差1000～2000元的工资，而在青年教师群体中，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解决职称待遇自然就成了首要问题，搞科研换钱也是大势所趋，“绝大多数老师都愿意好好教学生，但是绝大多数老师都会被‘唯论文论’的指挥棒指到哪儿就会打到哪儿。”

校园里的天平越来越向科研倾斜。

张牧注意到，在学校评选高级职称的标准中，早前还要求教师在做科研的同时，教学考核必须达到优秀才有机会参评。而近些年，政策就转变为只要教学考核通过老师同学的打分便可参评，最后，全校所有的老师都通过了，“这样一来，教学考核便成了‘附赠品’”。

张牧说，学校征求意见时，老教师们充满无奈：“对年轻人还能提什么意见呢？科研的要求那么高，如果你再提高对教学的要求，那老师们还活不活？”

同样让张牧费解的是，所谓科研，就应该“顶天立地”，“要么有理论创新，要么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大学教师职称评定与论文数量挂钩，买论文、在实验室中靠着几个数据做文章便成了常态，很多博士生都不免吐槽“想做的不能做，成天做这么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这位30年坚守在教学一线的老师期待湖北的职称改革推向全国，并形成一种气候，真正改变高等教育的一些现状，让更多高校把教学的权重提升到相应的位置上，“让更多的年轻老师回到教学的道路上，还科研一方净土，让孩子们不要成为政策的受害者。”